当新年的钟声敲响，DeepSeek的代码在除夕夜悄然上线时，一场席卷全球的AI飓风已然生成。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经济带，从特区管委会到省会办公厅，各色公文里突然高频浮现出同个诘问：为何杭州能孕育“六小龙”，而我们没有？

这场景似曾相识。就像三十年前各省市蜂拥调研深圳“拓荒牛”，二十年前组团考察杭州“电商基因”，此刻的政务考察团正在西子湖畔寻找某种神秘配方。

广东、江苏、浙江先后发声，南京、深圳、上海、苏州杭州更是前赴后继，反思为何以Deepseek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没有诞生在自己的城市。

舆论会觉得，梁文锋是湛江人，对于广东人创业的应选之地，深圳和广州是必然选择。再加上，此前出身潮汕的杨植麟选择在北京开始Kimi的创业，一种广深出不了大模型的论调呼之欲出。

但其实远不必如此妄自菲薄，杭州六小龙以及Kimi的创业之地其实和城市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例如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兴兴原本就是浙江人，又在杭州念本科，回到杭州创业其实和这个城市能提供多少资源与扶持没有太大关系。

而梁文锋因为是在浙大念的本科，杭州有他信任和信任他的同学，这也和城市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点上最应该感到遗憾的是成都。

少有人知的是，2008年，梁文锋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并未选择进入大厂，同时拒绝了大疆汪韬的创业邀约，独自前往成都。他在成都的一间不足十平米、昏暗潮湿的出租屋内，写下了第一个量化模型。在成都的出租屋里，梁文锋仅有破旧书桌和单人床，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他整日与代码和数据相伴，饿了吃泡面，累了就在桌上小憩。在成都的这段时间，梁文锋完成了个人进阶的思考，想清楚了人生的方向。

仔细考究，你会发现所谓的六小龙等各个明星项目对于城市的选择都是出于自身更第一性的考虑，和城市资源政策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是各个城市在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仍然是需要反思的。

一、基层落后于顶层

之所以引发各级政府层面如此大范围的反思，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deepseek上明显地出现了“基层落后于顶层”的现象。

尽管杭州和浙江纷纷发文阐述是因为杭州的营商环境、创业氛围好之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梁文锋被顶层接见之前，杭州对于AI大模型扶持的重点一定是倾向于阿里的Qwen。本质上，要判断清楚deepseek这样的公司是否有机会，不仅对政府是一个挑战，对整个中国投资者都是挑战。

但是，我们的顶层在第一时间就会见了梁文锋，在此之前相信各个地方政府的高管们相信连deepseek是什么，梁文锋是谁，这些恐怕都不知道。这一点来说，包括杭州、深圳这类的城市管理者们是需要反思的。

而且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位高层第一次展现出如此的战略眼光了。在他主政上海期间，在所有人都看不懂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时候，马斯克的特斯拉项目陷入僵局时，他带着规划图直飞加州，力排众议将特斯拉带进了国内，上海工厂成为特斯拉全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人认为电商已进入红海的时候，一路支持拼多多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的搅局者。

为什么他总能领先于基层，这是深圳乃至各个地方政府高管们需要反思和学习的。

二、警惕“崇洋媚外”，回归本质判断

对于深圳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极为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以过往的常规评价体系来看，在还未成名之前，像梁文锋和王兴兴之类是绝对进不了他们视野的。

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海外求学经历，浙大硕士和上海大学硕士真是在当今市场中一抓一大把。但是在过往各地政府发展的体系中，海外人才会占极大的比重，这使得从上往下形成的判断逻辑都会存在海归大牛高人一等的偏差。

深圳福田CBD的某栋摩天楼里，某支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召开投决会。当讨论到某AI眼镜项目时，分管领导突然打断汇报：“创始团队有常春藤背景吗？”这个看似平常的追问，让会议室温度骤降三度。

这座创造了“来了就是深圳人”口号的城市，在人才战略上正陷入某种认知分裂。当颜宁实验室在坪山接收第五批顶尖设备时，龙华某城中村里，三个深大毕业生正在用树莓派搭建AI训练集群。他们或许不知道，距离其3公里的地方，深圳政府与诺贝尔奖得主组局的阿尔法分子研发团队正式入驻，他们不需要考虑启动资金，甚至连房租和一日三餐都不需要考虑。

这种割裂感在评审标准中尤为凸显。某区级人才计划要求申请人“五年以上海外经历”，却对国产大模型核心开发者的连续创业视若无睹。当香港科技园开始批量引进国内985毕业生时，深圳某产业园还在为某QS前50高校的联合实验室落地准备红毯。

这种简单粗暴的“崇洋媚外”似的判断需要警惕。重视人才是好事，如何才能真正一视同仁的重视人才是需要反思的。你很难听到关于国内人才被推出的例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回归事情本质的判断，将资源真正流向有梦想有能力的人，这是深圳和其他城市需要反思的。

三、抛弃历史负担

尽管号称是创新活力之都，但是在扶持商业公司上，深圳是有历史负担的。

站在深南大道眺望，城市天际线勾勒出深圳产业变迁的密码：从国贸大厦到平安金融中心，从华强北到粤海街道，每个地标都镌刻着不同的经济周期。但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翻开产业目录时，泛黄的纸页上还残留着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油墨香。

房地产经济时代，深圳将重大资源赋予了万科以及从广州引入了另一家声名狼藉的房地产公司，从结果上看很难说是好的，只是很难善终。

科技时代，腾讯和华为的成功其实更多的自身因素，真正享受到深圳支持的其实是比亚迪，从满大街的出租车、公交车甚至于泥头车的比亚迪标志就可以看出其支持力度。比亚迪也不辱使命，在新能源汽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当前的比亚迪状态应该也会产生不小压力。

另一个较大的历史负担就是柔宇科技。柔宇科技的残局至今仍在南山科技园投下阴影，这个曾被视为“深圳华为第二”的项目，最终成了地方政府不敢言说的创伤记忆。下了大工夫，给了大资源，最后却一地鸡毛，甚至引来了“深圳四大骗“的骂声。最近的案例是荣耀，花大力气从华为拆分，最终却很难产生一家真正独立的科技公司。

这些都会成为新管理者的历史负担，在进行重要判断时难以放开手脚。具体的例子是，之前的百亿母基金意气风发，但是新晋区区20亿的种子基金却步履维艰。

这种历史包袱在创投领域尤为沉重。某只百亿母基金的年报显示，其70%资金流向“成熟期项目”，而真正需要扶持的早期创新企业，正在龙岗城中村的共享办公室里计算着AWS的服务器租赁成本。当硅谷批量孵化出AI独角兽时，深圳的创业者们还在为某个市级双创比赛的答辩PPT熬夜。

四、底层的自信

尽管说了如此多深圳需要反思和警惕的点，但是不可否认深圳依旧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城市。

在这里，你能享受到最为公平的法治水平，在这里你会看到最为人性化的营商环境，在这里你能找到中国最一流的城市基建。

前两天，我看到松禾的历伟在视频上说，深圳是唯一一个在城市中心拥有百公里山野徒步径的国际都市，要珍惜。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关于自己所处每一座城市的标记。有的人关于深圳的记忆是平安金融中心，是深圳人才公园，是蛇口海上世界，是罗湖京基100，是宝安的翻身路。陈楚生的深圳记忆是白石洲的城中村，张颂文的深圳记忆是世界之窗，刘惜君的是深圳上城，历伟的是鲲鹏径。

哪一个地点能真正代表深圳，每一个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地方的话，我每次都会向大家推荐，梅林关上那座新修的连接桥。

那是一座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殊之处的桥，它的名字叫做鲲鹏径一号桥，源于三名深圳初中生的大胆设想。2018年，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张楚楚、李欣蔚、胡凯文三名初中生在莫峻博士的拓展课程《海绵城市研究》中，关注到梅观高速公路对梅林山、银湖山生态系统的割裂问题。他们通过实地勘察、案例研究，提出了在梅观立交至皇岗彩田立交路段建设生物通道的设想，旨在恢复野生动物迁徙路径。

这一建议得到了深圳市逐层重视，并且花费数年和上亿资金，将这座桥带到了现实中，如今已成为连接梅林山与银湖山、修复生态断点的标志性工程。

这座桥不仅体现了新一代深圳人的世界视野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深圳政府生态发展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深圳真正的包容与多元化活力。这座桥的内涵里有城市的科学发展、人居环境、生态理念、城市新一代传承与不屈一格的治政理念。

夜幕降临时，梅林关的鲲鹏径一号桥会亮起幽蓝的灯光。这座耗资1.2亿的生态廊道，源自三名初中生的课题设计。当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在研究穿山甲迁徙路线时，2200公里外的中关村，某位大厂副总裁正在为孩子的MIT夏校申请修改文书。

这种反差或许解释了深圳真正的底层密码：在平安金融中心97楼的旋转餐厅里，投资人用刀叉分割着澳洲牛排讨论Web3.0；而在华强北一米宽的档口，潮汕老板用安卓手机同时进行着八场跨境直播。当杭州未来科技城的程序员们讨论“国产GPT”时，深圳的硬件极客正在质疑苹果和Meta的关于AI眼镜产品定义。

这座城市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在深南大道得到完美呈现：东段的罗湖口岸，每天有上万港人北上消费；西段的前海石公园，比特币矿工与量化交易员共享着同一片Wi-Fi。

当前，不管是技术发展还是商业发展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的节点。以往我们通过贸易和低成本加工优势，跟随国外的发展节奏发展，而现在其实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了，怎么能定义再往前一步的世界，需要我们真正回归第一性的思考，有更底层的自信去参与这个过程，而不是一昧追随别人，毕竟深圳也出过像腾讯与大疆这样的公司/鹿鸣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