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题记：2025年7月9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北大国发院提供学术支持的轻工业百强企业新质发展产业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教授王敏在论坛的演讲整理。

中国经济的整体崛起与影响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的封闭经济体。2024年，中国则已成为人均GDP1.34万美元的开放经济体。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至1990年的三十年间，低、中、高收入经济体的GDP全球占比长期保持稳定，分别为0.8%、17%和82%，呈现出“中心—边缘”分布的固化特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打破了这一格局，显著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1991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仅为1.6%，2023年已上升至16.8%，三十年间增长了15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GDP全球占比的变化趋势更为惊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GDP全球占比在1997年至2002年较为平稳，但自2002年起经历了快速上升。这一现象主要由于中国效应。中国的制造业GDP全球占比在2004年约为8%，而到2021年已达到30%左右。

当然，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加剧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产业方面的竞争和冲突，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秩序等外部发展环境不如之前友好。

视角一：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变

1978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均为10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约为1%。至2023年，中国的出口额已达到3.56万亿美元，进口额为2.7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15%和11%。2024年，中国实现了高达8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一巨大的贸易盈余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紧张，尤其是美国。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9千亿美元的三分之一源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因素。

自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以来，全球真正进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阶段，中国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随之起步。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高于1.35万美元）、中等收入（低于1.35万美元）和低收入（低于1135美元）。那时，中国进口主要来源国为高收入经济体，占中国进口总额约80%，出口目的地同样以高收入经济体为主，占比超过80%。

在过去30多年，高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和出口金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中低收入经济体或全球南方国家在中国进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目前，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体的进口金额占比已超过从高收入经济体的进口占比。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的努力对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在经济学研究中，贸易产品分类方法众多，其中一种常用的分类方式将货物贸易产品划分为四大类别：原材料、中间品、消费品以及资本品。在这些商品类别中，原材料的生产高度依赖于国家的资源禀赋；消费品通常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间品和资本品则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其中资本品的资本密集程度高于中间品。

观察中国进出口模式的演变，1992年，中国进口比例最高的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而出口占比最高的是消费品。1992年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角色是大量从高收入经济体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并向高收入经济体出口消费品，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贸易模式，且进出口高度依赖高收入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本品在进口商品中的比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增长后，于2004年开始显著下降，峰值曾达到40%，目前降至30%。与此同时，中间品的进口占比也呈下降趋势，而消费品进口占比在缓慢上升。原材料进口占比则快速上升，且已成为进口占比最高的产品类别，这包括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类商品。近年来，由于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对金属锂、镍等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也随之增加。

在出口方面，我国早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为主导，曾有“四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说法。在过去30年，消费品的出口占比迅速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则显著上升。

总结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头在外”模式。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国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资本品出口占比持续上升，至2004年已占出口总额的41%，自此一直成为我国第一大产品出口类别，涵盖机器、设备等多种产品。与此同时，原材料、中间品和消费品的出口占比则持续下降。在进口方面，主要变化表现为原材料进口占比的持续大幅度上升，资本品进口先上升后下降，中间品进口占比持续下降，消费品进口总体呈现小幅上升态势。进口和出口数据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2004年左右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描述了在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农村存在过剩劳动力，初期农村人口的转移并不会抬高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达到一定阈值，农村无法再提供额外劳动力时，城市工资水平便开始上升。自2004年起，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出现上涨，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4年的1342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10184美元，20年间增长了近8倍。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生产的比较优势自2004年以来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

中国不仅逐步实现对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产替代，还大幅推动了资本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同一时期，美国的资本品出口占比却在下降。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资本品作为资本最密集的制造业产品，资本品出口占比的下降可能意味着美国制造业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衰退和国内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去20年间，中国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2000-2023年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资本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16.5%激增至41.5%，并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发展中国家已开始逐步进入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逐步取代高收入经济体，成为中国原材料的最主要供应国。中国与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已形成互补关系。

视角二：中国对外投资的转变

自2000年起，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经历了显著的增长。21世纪初期，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仅为数十亿美元，2024年已达到1700亿美元，这一数额已高于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额。截至202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投资2.9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为两大类：对外投资并购和绿地投资。

在早期阶段，对外投资并购占据了较大比重。从2004年至2011年，对外投资并购占对外投资总额的42%。2004年起，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开始展现出比较优势，其全球市场份额逐渐增加。由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复杂度高、知识和技能要求强、市场准入壁垒高，通过并购海外企业，中国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先进制造技术、品牌影响力和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实现转型升级和国际化扩张。这是中国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市场扩展的最优策略之一。典型案例是吉利汽车对沃尔沃汽车的并购投资。

随后，并购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而绿地投资的比重则逐渐上升。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占比显著增加。基于投资至第一目的地国的数据统计，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2014年的7.8%跃升至2015年的13.7%，并在2015-2023年间保持在平均15.5%的水平，长期位居中国对外投资行业排名前三。这一变化主要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

视角三：全球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全球产业转移遵循一定的普遍规律。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有三个主要空间规律：

首先，是非平衡经济发展，经济生产活动不断向中心地区和中心城市集聚；

其次，通过人口自由流动，实现人均生活水平在地理空间上的平衡发展；

最后是“邻居效应”，经济活动集聚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等各项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活动最终会开始往外溢，但首先会向周边地区外溢。

由于制造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活动集中于中心地区或中心城市，以降低聚集成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许多人才选择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正是由于这些大城市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劳动力、土地、交通拥堵等成本逐渐上升，导致产业开始向周边地区外溢。例如，深圳的发展最早受益于香港的外溢效应。历史上，1985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首先向欧洲大陆外溢，随后扩散美国，再到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移的外溢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多方向发展的态势，在东南亚、中南美洲、北美洲地区都可以看到中资企业的投资活动。

根据世界银行的地区分类，我们可以把全球除中国以外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分为以下6个地区：东亚和太平洋（不含中国）、南亚、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中东和北非。如果考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10年间上述6个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的GDP全球占比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个重要事实。在2014-2023年间，只有南亚、东亚和太平洋（不含中国）这两个地区的中低收入经济体的GDP全球占比是上升的，且分别上升0.97%和0.27%，其它5个地区的中低收入经济体GDP全球占比则是下降的 。南亚、东亚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区恰恰都是中国地理上的“邻居”，而且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制造上具备比较优势。这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首选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考虑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以来的情况，全球经济活动的外溢则又有了新的形势变化。2018-2023年间，除南亚、东亚和太平洋这两个中国近邻地区，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这两个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的GDP全球占比也是上升的。如果把这段期间这4个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GDP全球占比增加值从高到低排序，则分别为欧洲和中亚（0.31%）、南亚（0.17%）、拉美和加勒比（0.12%）、东亚和太平洋（0.02%）。显然，2018年以来，拉美和加勒比、欧洲和中亚这两个地区的中低收入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而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北美和欧盟——在地理上的近邻。“邻居”效应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友岸外包。

展望：中国与全球南方经济合作的意义与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涵盖了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领域。这一影响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关，该倡议对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特别是非洲与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区，不少经济体人均GDP仅为1千美元左右，但劳动力成本低廉未能有效转化为工业生产能力。关键因素在于基础设施的极度落后以及工业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

全球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与中国一样，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合作的倡导，对于全球发展中国家及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国已与全球155个国家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几乎涵盖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和南美洲。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员国数量达到104个，仅次于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对“一带一路”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就缩短了8.5%的运输时间，增加了沿线经济体7.6%的外商直接投资，并帮助全球760万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帮助3200万人口摆脱了中度贫困。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推动了中国基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年完成营业额从21世纪初的不到10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1609 亿美元。中国基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著提升。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发布的2024年全球最大的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显示，中国入围企业数量居全球首位，达到81家，是第二名土耳其的两倍；中国企业营业额高达1200亿美元，占全部上榜企业国际营业总额的24.6%。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成功。

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出海是过去20年间出现的一个新现象。鉴于中国历史上缺乏如此大规模和体量出海的经验，中国企业出海必然要遭遇诸多挑战，需要持续学习与适应。

从政府视角出发，早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主权债务问题。过去二十年间，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债务总额从2010年的3.87万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8.84万亿美元。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是债务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这些经济体的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国。但除双边官方债权国外，债权人还包括多边债权人（如世界银行）、双边债权人，以及私人债权人。在8.84万亿美元的债务中，中国所占比例仅为5%。所以，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缺乏充分的事实基础。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一带一路”倡议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影响仍显不足。众多企业出海，不得不自行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并面临劳动力素质、政治安全、合规性风险以及金融服务等多重挑战。目前，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尚未随之出海。学术界对中国企业出海的研究，尤其是涉及本地化管理、人才短缺、市场竞争等问题的研究，也不足。相比之下，在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出海过程中，则采取了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和金融机构的整体协同出海策略。最后，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已蔓延至国际市场，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最大竞争对手往往是其他中资企业。

当然，随着发展和不断努力，这些问题将得到逐步解决。

当前正值大出海时代，众多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投资布局，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已达到3万亿美元，而美国为8万亿美元。相信中国有望在未来接近甚至超越美国。届时，中国的经济将呈现双重结构，即国内大陆经济与海外经济的并行发展。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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