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我认为科技创新是“十五五”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经济目标的核心抓手。虽然我们拥有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的巨大优势，但一个突出的短板在于，中国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大型科技企业。要想把科技搞上去，就必须把大型科技企业搞上去，而这就必须将培养、造就和保护大型科技企业家，提升至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高度。

科技是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复苏与目标增速的重要推动力。“十五五”规划提出，中国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人均GDP要达到2万美元或者2.5万美元以上。假定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6-7之间，至2035年中国人口下降至13.5亿人，GDP平减指数累计增速为0%，要实现2万美元目标，年均增长速度需达到2.4%-3.1%；若按2.5万美元计算，则需达到4.5%—5.2%，这对增长速度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国内经济仍处于周期性调整阶段，底部复苏进程尚未完成，终端消费疲弱、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突出，就业结构性压力加大，投资回报率下滑、债务风险有序释放但仍居高位，新旧动能转换带来下行压力，等等。这些问题相互交错，累积已久，难以通过短期宏观刺激政策进行扭转，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也需要较长周期。在此背景下，科技通过创造新型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以新供给驱动新需求，打破“投资减少，就业下降，收入萎缩，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是破解困局、支撑增长的关键。

“百年变局”下“安全”议题空前凸显，科技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统筹发展与安全”虽非新提法，但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其地位已与过去不同。回顾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据此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创了国家发展新局面。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温，我国在主权完整、领土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愈发复杂严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已清晰可见。结合之前党代会和四中全会报告，安全问题已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民普遍拥有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源于科技进步筑牢的“安全底气”——从国庆阅兵中亮相的先进装备，到航天、深海探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突破性成果，科技不仅成为守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硬支撑”，更让民众直观感受到国家实力的提升，这份科技赋予的自信，正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科技创新是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筑牢产业链安全根基的核心因素。当前西方国家将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作为遏制战略的核心手段，从芯片制造设备、工业软件到高端精密仪器，这些曾被海外垄断的关键领域，一旦断供便可能威胁我国产业链运转，对我国产业链安全、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2018年中美第一轮贸易战打响，我国已意识到科技安全的严峻性，此后我国将科技创新作为“破局关键”，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推进关键技术攻关。经过若干年的突破与发展，我国在中低端芯片、部分通信设备与电力装备等领域已实现初步替代，但在先进制程半导体、核心工业软件、高端科研仪器、关键材料等环节仍依赖进口，自主可控能力仍然不足，后续需聚焦短板持续投入、系统攻关。

科技创新是抢占未来赛道，塑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回顾“十四五”，科技创新为规划目标落地提供了关键支撑，展望未来，科技创新是抢占新赛道，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在芯片领域，我国竞争力不断上升，7nm工艺已基本掌握，未来还需在性能、量产方面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应用场景与数据优势突出，同时诞生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大模型。但也要意识到，在开创性基础研究和高端训练算力方面，中国仍存在结构性短板；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在研管线中创新药数量呈现显著增长，已逐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生物药领域正在加速实现从“模仿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型；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更是构建起显著的全球竞争优势，未来有望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科技创新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一方面，以AI、量子为核心的技术突破带动了一批新型产业的兴起，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能，与此同时科技创新还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消费场景，激发了内需潜力，形成了“新需求-新供给”的良性循环。这种双向赋能，成为打破“消费疲软-投资谨慎”负向循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支撑。从资本市场表现看，科技作为串联新需求到新供给核心引擎的地位也得要验证。上证指数从2500点左右上涨至4000点左右，其结构性增长主要来自高科技领域，而大消费、医疗体系、传统制造业等板块表现平平。

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优势？我认为，近年来中国科技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正在从传统的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型，而科技、教育、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是关键变革。过去关于大学扩招的争议，如今已被“人才红利”的实效回应，高水平大学入学率有效推动了我国工程师总量从2000年的521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1770万人，目前或已超过2000万人；每年新增约1000万大学生投入劳动力市场和工程师队伍。在5G、高铁、新能源领域，我国工程师主导或参与制定的国际技术标准不断增加，技术输出能力与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这种“规模领先、质量过硬”的工程师队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既是突破核心技术、承接高端制造的基础，更是支撑科技与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

中国大型企业以“资源驱动型”企业为主，美国以“科技驱动型企业”为主。对比中美前十大企业的行业属性可以发现，中国前五大企业为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筑、工商银行，聚焦在能源、基建、金融等领域，技术研发并非其核心战略方向，尽管位于后五位的京东、阿里、腾讯、比亚迪、华为等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科技企业在全球技术壁垒构建、核心领域话语权掌控上，与美国头部科技企业仍存在明显代差。反观美国，前十大企业基本均为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核心赛道的科技巨头（如行业内常提及的“七姐妹”），这些龙头科技公司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

大型科技企业并非简单的“规模主体”，而是支撑科技创新全链条的“核心载体”。一方面，大型科技企业是原发性、基础性突破的重要承载者。从AlphaGo到ChatGPT，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颠覆性突破均由大型科技企业主导推进，这些“从0到1”的原发性创新直接抢占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而中国的现状是，基础研究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企业参与度不足，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长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部分小型科技企业虽能在应用创新上发力，但在芯片底层架构、人工智能算法原理解构等根本性技术领域仍处于相对劣势。另一方面，由大型科技企业主导的应用型创新和技术转化效率更高，外部效应更强。过去我们有一种认识，似乎抓科技就是抓院士、抓科学家投入。其实这方面的效率并不高，由知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直接创业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核心原因在于科研人员擅长理论研究与实验设计，但缺乏市场洞察、供应链整合、商业化运营的能力，大型科技企业在成果转化中表现更为活跃。

如果说大型科技企业缺位是中国科技发展“缺主力”的问题，那么企业间普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则是“内耗严重”的体现。这种以“模仿商业模式、开展价格战”为主的低水平竞争，不仅无法推动技术进步，还会消耗本可用于核心研发的资源，进一步加剧科技创新的困境。美国之所以有“七姐妹”，很大原因在于其在科技竞争中能保持每个企业的独特性，没有我们这么“卷”。我们往往是一个企业成功建立商业模式或产品后，成千上万者进行模仿，即所谓的“内卷”。例如前段时间的外卖价格战，起初是京东和美团，后来阿里加入，引发一场“大战”。这场“大战”耗资巨大，但在科技上并无实质性巨大进步，资源存在诸多浪费。

科技进步的核心角色，正逐步从科学家转向企业家。本世纪以来的重大科技突破，往往离不开“了不起的科技企业家”的推动，而非仅依赖单一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以马斯克为例，他虽非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脑机接口领域的科学家，却带领企业在这些前沿赛道取得了颠覆性突破，深刻改变了行业格局。如今，现代科技的跨学科融合与大规模应用创新，赋予了企业家——尤其是科技企业家——全新的历史使命，他们既是技术落地的“转化者”，也是产业创新的“领航者”。

尽管部分中国科技企业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受到资本热烈追捧，但社会层面对“大型科技企业家”的认可与保护，仍显不足。事实上，科技企业家是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极为珍贵的资源，亟需用心造就、悉心培育与全力保护。中国并非缺乏科技企业家，而是缺少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家”。唯有大型科技企业家发挥引领作用，才能带动各类中小型科技企业协同成长。曾经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大型科技企业前十中占据多席，如今可能一席难觅；这一变化不仅折射出我国大型科技企业成长的困境，更暴露出我们对科技企业家价值的认知仍存在偏差。

从更深层次看，大型企业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科技企业家正是这一配置过程的核心主导者。在当前科技发展愈发依赖跨领域、多主体协同的背景下，正是科技企业家依托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统筹技术路线，凝聚资金与产业链资源，并在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前沿领域承担首轮投入的巨大风险，最终成为释放创新潜能的核心力量。要让这种创新机制真正发挥效能，就必须构建“科技、产业、资本”的紧密联动关系，通过大型科技企业的平台化能力，将科研突破加速转化为产业创新，同时让资本为高强度研发投入、产线建设与商业化扩散提供资源支持。唯有发挥大型科技企业家的资源配置作用，以资本支撑科技研发，以科技突破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扩张带动资本回流，才能以系统性力量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实现跃升。

未来，需将保护与激励大型科技企业家，列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政策方向。要推动科技突破，必先壮大大型科技企业；而要让大型科技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力，核心就在于将培养、造就与保护大型科技企业家，作为国家未来竞争的关键政策抓手。这既是破解当前科技企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也是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

*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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