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北京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具有“产业体系完备的供给优势”，同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国际循环存在干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3月13日，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卢锋在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并非全新的问题，但新一轮国内产能过剩与跨国产能过剩关联度较高，且针对产能过剩的国际协调机制部分失效，增加了外部经贸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卢锋认为，根据初步观察，石化原材料、部分芯片、汽车、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部门出现产能过剩的现实或风险。以上述五个部门为例，卢锋分析认为，新一轮产能过剩有两大特点：第一，产业重要性提升；第二，较高可贸易程度与全球性特点。

首先，不同于棉纺、家电等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甚至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完全属于新兴先进行业，市场规模体量更大，涉及几千亿美元甚至过万亿美元市场规模。汽车等行业属于发达国家的原有支柱产业，产能过剩影响更大。这些都是从来没有的现象。

其次，与水泥、焦炭、电石等早先过剩行业不同，这些部门产品的单位物理量价值较高，因而与国际贸易关联度较高。汽车、芯片产品内分工程度较高，是全球供应链代表性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在国际经贸领域引起的扰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哪些因素造成了此轮产能过剩？卢锋说，首先，这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冲击有关。疫情期间的供不应求诱使大规模投资，投资在疫情后形成产能时寻求常态回归，二者结合产生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的矛盾。其次，我国近年来制造业升级，产能扩张较快，有的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同时，需求增长整体偏弱，“供强需弱”格局不利于充分吸收国内产能，特别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快速增长。

卢锋强调，常规产能过剩协调机制部分失灵也助推了本轮全球产能过剩。原本，一个经济体在较高效率部门产能增长，在跨国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抑制和置换其他国家低效产能，避免全球产能过度失衡或崩溃。近年来，大国竞争与地缘经济关系变化，推动各国同时借助产业政策谋求进口替代，导致原先的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此外，美西方的打压中国产业和贸易，从芯片到新能源汽车投资，鼓励通过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C+1等方针在本国、邻国或盟国扩张产能，加大了产能过剩压力，并使得原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承压。

接下来，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哪些行动？对此，卢锋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下一步，如果美国要在产能过剩问题上刁难中国的话，美国可能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比如，鼓动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更新美加墨贸易协定、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制造的贸易壁垒等。

“我去年年底写过文章，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在第三国直接投资绕过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因为这样再出口就不能被看作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应该是第三国对美国的出口。但下一步，如果美西方对产能过剩有了更加极端的观点，会不会对中国在第三国的直接投资也采取一些超出常理的限制？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卢锋对21记者说道。

卢锋认为，新一轮产能过剩对我国外部经贸环境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比如，美国已经提出了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关切，未来可能在WTO、G20上继续提出这个议题。第二，欧盟已经提出对我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后续会不会有其他国家效仿值得关注。第三，在美国大选之年，我国产能过剩的议题可能被美国政客渲染和炒作。

在上述背景下，尽快化解新一轮产能过剩意义重大。对此，卢锋建议，首先，要通过积极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巩固提升我国供给优势的同时着力提振内需；第二，深化改革优化完善中长期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在根本上提振消费需求；第三，针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通过内部深层改革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跟前面两方面的政策一起，让稳定国际收支和汇率保持稳定，调节实际汇率走低及其不利影响；最后，通过调整内外政策稳定大国关系，同时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G20合作平台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通过国际合作建设性地应对新一轮的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