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半，飞机低低地掠过一片片灯光闪烁的海岛，那是黑沉沉的菲律宾海上，散落的珍珠。在43岁这一年，我决定远赴菲律宾学习英语。

在去往菲律宾的飞机上

过去一年，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两鬓全白了。建筑摄影和撰稿曾经是我主要收入来源，凌晨三四点拉着一堆设备赶往建筑工地等待黎明是常有的事，被朋友戏称“摄影民工”，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近年地产业下行，新楼盘的拍摄需求减少，收入骤降，但每个月只是房贷加社保就近万元，留给中年人的时间和选择已不多。

除了能吃苦，人到中年的我好像没有任何竞争力，重新规划人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我决定重拾英语，争取去加拿大读个就业率高的硕士学位。欧美国家年龄歧视要少很多，即便我再读两年书，毕业后重新工作应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

菲律宾诸岛官方语言是英语，近些年，日本、韩国在菲投资了教英语的语言学校，相比国内每月费用两万左右的培训班。菲律宾的学校价格只有一万出头，主打的就是性价比。除了经济实惠，还能顺便感受一下异国文化，很难不让人心动。

寒暑假以外是菲律宾语言学校的淡季，我在网上搜集信息，竟然还找到了位于菲律宾沿海城市宿务的A校，宣传信息显示A校由韩国人开办，学费不仅每月不过6000人民币，淡季还免食宿，唯一不好的是学校规模较小。

于是，我裹着羽绒服从北京出发，等到下机，扑面而来的已经是湿热的气浪。

机场距离A学校十多公里，深夜时分，出租车在矮矮的楼群里穿行，偶尔闪过一树树暗紫色的三角梅。二十多分钟后，出租车转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渍路面，停在一面紧闭的深棕色大门前。这就是A校了。

来之前，听说学校在富人区……要不是有学生经理接机，我会立刻怀疑司机图谋不轨，虽然我兜里比脸还干净。

凌晨三点到学校

铁门打开，学校是L型两层小楼，与一排单层建筑围合出一个不及两车道宽的狭长院子，五十步到头。绿漆地面，四把红色遮阳伞，几张白色桌椅板凳置于其下，沿宿舍楼阳台种着几棵棕榈树。应该是全部课余活动空间了。

我住4人间，推开宿舍门，黑暗中有南方普通话传来，“赶紧睡吧。”我说“嗯嗯，被子在哪里呢？”另一个口音的汉语响起“没有被子，只有床单。”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躺下。空调冷气逼人，不得不把刚脱下的羽绒服又盖在上身。

一个想法涌上心头，这里都是中国人？看来我期待的全英文环境不太可能了。后来我才知道，A校一共40多个学生，3个来自俄罗斯，据说是为了逃避服兵役，4个来自越南和沙特，余下的都来自中国。

早晨七点，奇怪的韩国音乐把学校吵醒，鸡鸣伴着狗叫在墙外此起彼伏，如果不是嘈杂的汽车喇叭声，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个田园牧歌的乡下。

宿舍窗外

每个学生都要在八点前去自习室完成单词测试，A校是半斯巴达模式，不参加测试将会被禁足一周，课后和周末都不能出学校。测试很简单，把备选的20个单词填在相对应的释意后面，不会的可以查字典。来迟的同学会把测试纸拿到餐厅，边吃早饭边做题。学校餐厅提供韩餐搭配当地饮食，大酱汤，辣白菜是标配，偶尔有大米粥，齁咸，吃起来倒是快捷。

两周后我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些行色匆匆的同学们的身份：他们中有倒闭寿司连锁店的老板，美术培训机构的投资人，已经拿到加拿大签证的宁波商人，失业的高管和软件工程师……

早晨五点半，栋梁醒来了，六点，他已经拿着手机去院子里背单词了，就坐在红色的遮阳伞下。1983年出生的栋梁给自己定的任务每天要记10个新单词，他最早记住的句子是 “where are you from?”

熟悉之后，他告诉我，“我从农村的初中毕业，到现在25年了。那时候英语满分150，我考36分。”栋梁可以说是零基础来学英语，他把自己“钉”在这个迷你学校，与英语死磕 “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扇自己两巴掌。”

同学们说起他，是那个“深圳开花店的老板”。来菲律宾学英语前，栋梁在深圳开了8年花店，再之前，他是网约车司机。花店行情最好的时候，刨除房租水电，全家的吃穿度用，一年还能落下20-30w。我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消费降级对栋梁的小店影响非常明显。“以前情人节99元的玫瑰能卖10束，现在人们不买价格贵的花了。”2023年他只有“母亲节”和“三八节”赚了点钱，今年情人节，栋梁的花店只卖出去了一束玫瑰。

花店是夫妻店，栋梁每天和妻子要忙碌16个小时，收入却越来越少，夫妻俩总是吵架，最激烈时，妻子连说了5次要罢工。

生活焦头烂额，留给中年人的选择越来越少，他还有两个孩子，栋梁听说西方蓝领工资高，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哪怕是洗碗送快递。他也听说过走线，但是栋梁并不想穿越大半个南美和雨林，“太危险了。”听说日本签证可以直接去墨西哥，他下功夫申请了日本5年签。

2023年10月，栋梁将花店交给妻子，独自一人来到菲律宾学习英语。

自习室学习的学生

在A校，我们每天七节课，上午8点开始第一节课，每节50分钟，其中四节一对一口语课，三节小组课。

课程分ELS（简单英语）和IELTS（雅思），ELS课程围绕购物，问路，吃饭等日常生活场景。中国同学们多数选的是ELS课程，侧重练习听、说，正好与我们的“哑巴”英语对症。

白天校园的院子非常安静，但一旦推开一对一教室走廊的玻璃门，嘈嘈杂杂的声音就会将你包围，恍惚走进了某个农村大集。每个教室都在热烈的交谈，抑扬顿挫的中式英语有时候会让忍俊不禁。笑起来眼角小鱼尾欢快游动的中年人，嘴巴张成各种形状，跟着年轻的老师一板一眼的纠正发音，我也一样，学习“iron”的发音时，练的脸部肌肉发酸，舌头都要抽筋了，对着App发音还是识别错误。好不容易蒙对一次，三分钟后又找不准舌尖的位置了。

一对一教室正在上课

小组课上更热闹。学校也有被家长带来学习的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上课。鬓角斑白的同学和5岁的小朋友一起，总被小朋友抢答，年长的学生脸上挂着尴尬，一边羡慕一边唉声叹气。我对小组课是又爱又恨，一开始基本听不懂，有时候老师讲了几分钟，我还不知道在课本的哪一页。后来我就轻声跟读老师讲的课，发现说一遍比只是听一遍能更好的理解。

中年人学英语的热情还不止于此，我把手机和电脑都调成了英文系统，装了六、七个学英文的App，每天刷题，打卡单词，在多个APP之间切换。同学没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文，我只好缠着菲律宾门卫尬聊。学校院子里的遮阳伞下，课后总能看到一两个中年人，抱着手机念念有词。每天傍晚还能看到一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戴着耳机，低头盯着手机咕咕哝哝，在院子里来回绕圈，那也是在背单词。有的单身女生招数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她们下载了国际版相亲软件，只与说英语的异性聊天，如果离得近，就约见面，主打浸润式学习，全方位创造英语使用机会。

A校白天不准出校门，晚上有宵禁，10点后不能出入，沉重的校门整日紧闭。在这里待得久了，大家都会有种被困在监狱的感觉，白天一整天课，晚饭后稍可放松。在暑热消散后的小院，三两个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也是在这里，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更多伙伴们的故事。

白天紧闭的校门

旭汝和我一个小组课，是吊在七零尾巴尖儿上的高材生，华东理工本科，上海大学硕士。离开职场的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常常趿拉着拖鞋去上课，平时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上课却从不含糊。有的同学选择逃课，旭汝一节没落过。

旭汝过去在新能源领域的上市公司工作，2023年2月份离职前，他还是一个年薪50w的副总经理，从几百万的小项目到上亿的大项目都带过。曾经为赶工程进度四天休息10小时，全靠红牛续命，也曾因为被甲方刁难，到母亲墓前躺半天，平复情绪接着干。

旭汝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新能源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他原本想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但后来他逐渐明白老板不想通过销售来获得效益，企业基本是在亏本运营，主要靠漂亮的报表融资。当时招聘他进来也是为了定向增发。“其中一次，股价一个月涨了100%，企业卖出，赚到真枪实弹要干几年的钱，却把全部股民套进去了。”

2023年二月份，旭汝被裁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有预感。一月底开始投简历，到三月份旭汝已经投了一两千份，得到了三次面试机会，但都无果而终。再后来，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优秀的人才积压越来越多，我们是被挑选的。”旭汝的语气中透着无奈。

原本的企业骨干，家里的顶梁柱，忽然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存在。抑郁、失眠、刷手机。中年失业让旭汝像一颗被甩出轨道的星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老婆并不会催我去找工作，但是每次买东西付款的还是我。”随着旭汝的叙述，遮阳伞下的人群陷入短暂的沉默。他并不孤单，正经历着同样迷茫和阵痛的人一抓一大把。

“唉，我还不是一样，一个月没等到一个面试电话，当时都怀疑电话是不是欠费了…… ”程序员南郑把刚抽出来的烟弹回烟盒内，长长叹了口气。

一头浓密的黑发让南郑看起来不像个标准的程序员，90后的他日常黑T恤，白净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总挂着随和的笑容。2023年3月份之前，他已经在上海一家中小型上市公司工作三年。熬过了刚入行的适应期，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游刃有余，甚至是有点清闲。只是工资不算很高，“够花够玩儿，每个月存不下太多钱。”

南郑想换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没多想就裸辞了。他以为投完简历不超过一周就能找到新工作，刚毕业还没任何工作经验时，一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个面试电话。但是现实让他措手不及。

第一周，没接到一个面试通知。第二周，增加了简历的投放量，还是没一点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海投，一天甚至投上百个。

南郑一个人住在嘉定的出租屋，每天醒来，先抓过手机看有没有面试通知，但总是一无所获。他觉得自己心态要崩了，“晚上一个人拎瓶啤酒，马路边一坐，挺难受的。”他停了社保，开始领取失业金。喜欢的电子产品上新也不再关注，游戏不再充值，外卖改成自己买菜做饭，烟抽得更凶了，但是从二十元一盒换成了十元一盒。

在不了解整个行业走势的情况下离职，南郑被动卷进浪潮之中。

为了突围中年困境，A校的中年人们殊途同归，都选择了英语。

在旭汝大半年的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人事常会问他英语怎么样，好不容易有一份外派欧洲的工作，面试时又因为语言被拒。如果英语好，会不会就能找到工作了？旭汝决定重拾英语。一方面是逃避当下找工作的焦虑，另外是继续学习会让自己有至少还在做事的安慰。

南郑报名了菲律宾高校IT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网课也行，但是必须在菲律宾停留够一定时长，南郑索性来到A校学边学英语，边修学分。到菲律宾两个月后，家人打不通南郑电话，微信联系时才得知他已经离职，正在国外学习，没有多问，给他转了2万块钱，算是一种态度。

“听说南非有需求。”这就是英语带给南郑的希望。

在场的另一位女性是80后的慕岚。来菲律宾之前慕岚在上海一家4S店收购二手豪车。前三年负责宝马，每年成交量两百多台，她自己的工资也一路上涨，最高时一个月3w有余。

2022年前，很多年收入三四千万的客户到年底提一台宾利能抵一百万的税，对这些富裕之人，买豪车成了常规选项。但是疫情之后，这样的客户几近消失，二手豪车行业在下坡路上快速坠落。

去年，慕岚手上还有八台库存三个月的二手车，比收进时跌了三四百万。

她是个单亲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打拼，9岁的儿子跟着外婆在合肥读书。离家在外本是为了工作，现在工作也不行了，她于是辞职回到合肥，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慕岚觉得不如给自己一个gap year，“好好想想。”

慕岚一直很坚强。当年领完离婚证，她直接收拾行李，买了张去西藏的火车票。在无人区露营那天晚上，她坐在篝火旁，看着星空，在脑海里把自己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细细过了一遍，眼泪打湿了一卷纸。相比之下，暂时找不到工作还能扛。

“旅行可以治愈我很多不开心。”去年，慕岚在东南亚四五个国家旅行。潜水，帆船，皮划艇。旅行过程中，慕岚想，如果会英语，去发达国家找工作也是一种选择。她是背着皮划艇来到的A校。

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每周都会有新生入学，也会有同学离校，每周五的散伙饭是少不了的仪式，宿务的街头，这群异乡人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A校的学习，从一个月到五个月不等。慢慢的，同学们都学毕离校了。之前梦想着学好英语去国外打拼的我们，无一例外，最后还是回到国内继续挣扎。

学校门口，同学周末出去

旭汝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长时间的职业空窗加重了他的抑郁。他还在投简历，开始偏向于有英语要求的，在去菲律宾之前这是他不敢想的，但是，面试机会并未增加。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起了网约车。南郑回了老家。往年，他总是在除夕前一天才能返乡，带上给父母和侄子、侄女的礼物，与家人开开心心欢聚一堂。今年虽然父母未敢多问，他还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除了吃饭，即便有客人来，他也不出去。栋梁也放弃了出国做蓝领的打算，回深圳继续开花店，唯一不同的是，他保持了在A校的习惯，每天5:50起来背单词，还要叫上小儿子一起。

慕岚也回国着手找工作了，目标是老本行，钱少点没关系，离家近就好。划皮划艇不方便，她开始骑自行车，“戴上耳机，车子蹬到三十迈，两边的人呼呼过去，就觉得自己飞过了这个世界。”

回国后我还是老样子，为当下的温饱寻找写稿拍摄的选题，我很少大笑，避免了眼角的皱纹堆积更多，也怕太大声惊醒了眼泪。我再次把鬓角一片片的白发用海娜粉染红，试图从视觉上暗示自己，衰老，它不能那么轻易把我碾平。

宿舍玻璃上映着房间的门，像平行时空里还有新的出口

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走哪一条，依然迷雾重重。“旺族留原籍，家贫走他乡”莫不是无奈之举。没有躺平的资格，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拳击手上了赛场，即便被生活揍的鼻青脸肿，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得爬起来，继续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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