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数量日渐增多，ESG评级也呈上升趋势。

截至今年4月30日，A股共有246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年度ESG报告，披露率达45.68%，较上年提升6.68个百分点。MSCI(明晟公司)近期披露的报告指出，A股公司ESG评级持续提高。2024年，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获上调的占比约为26%，创下历史新高。

这与监管层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新规紧密相关。

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环境信息、履行扶贫等社会责任相关情况以及公司治理相关信息，明确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2019年，上交所发布《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视情况编制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2020年，深交所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披露情况进行考核，重点关注是否主动披露ESG履行情况等。

2021年，证监会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增设环境和社会责任章节，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标准和框架。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要统筹推动上市公司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工作机制，提升ESG绩效。

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转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的通知》，力争2023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2024年，ESG进入“政策大年”——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等指数成本股公司及境内外双重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意味着，A股ESG迈入“强披露时代”。

今年5月，沪深北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为上市公司提供细化工作指导，有效填补了此前指引发布后的政策“留白”。

“随着ESG监管政策不断完善，A股上市公司强制性ESG信息披露的范围将逐步扩大，最终将覆盖全部上市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内ESG信披内容格式尚未统一，A股上市公司ESG信披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赵锡军认为，中国企业的ESG实践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保持较快发展速度。“A股上市公司ESG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不同公司对ESG的认知参差不齐，步伐有快有慢。”部分上市公司已经意识到ESG不再简单等同于企业的“额外负担”，而是谋求长远发展的必选项。但大部分企业行动还不到位，认知仍停留在如何符合环保、劳动法的基本底线阶段。

在赵锡军看来，公司决策者是公司ESG治理进程的关键，“激发企业ESG内在主动性，要从决策者认知变化开始。”

图源：受访者

公司决策者认知是影响ESG行动的关键

时代周报：上市公司ESG披露的监管越来越体系化，这呈现出哪些特点？

赵锡军：此前各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披露ESG的要求不同，有自愿性披露也有强制性披露。今年开始，交易所规则有所改变，ESG报告的名称变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原因在于公众对于ESG中的E（环境）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对S（社会责任）和G（公司治理）可能有不同看法。

今年披露报告的上市公司，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将ESG报告改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去年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上证180指数、科创50指数等公司最晚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未来强制披露的要求会逐渐覆盖所有上市公司。

时代周报：企业、监管和社会公众对ESG的认知水平都在不断提升。认知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赵锡军：对，需要多方努力持续提升对ESG的认知。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部分上市公司最初对ESG并不积极，认为ESG并不能显著帮助企业提高盈利能力。近年，政府部门对环保、社会责任等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ESG不同领域的要求约束都在收紧。上市公司也在不断加大对ESG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力度。

企业重视ESG有来自市场的约束，比如投资者会对上市公司在投资方面形成约束，一些投资机构会组建专门针对ESG的投资目标。如果企业ESG责任不明确或履职不到位，有可能被投资机构排除在外。

时代周报：目前看，外部压力还是推动上市公司ESG行动的主要原因。

赵锡军：这是客观现实，上市公司的ESG行动更多源于外部压力，还远远没达到自觉、自愿履行责任的阶段。A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ESG履行的情况参差不齐，部分公司在ESG方面资源配置更多，但有些未必。

时代周报：上市公司履行ESG职责为什么会表现出不同状态？

赵锡军：这与不同上市公司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有关，归根结底与上市公司主要决策者的认知有关。

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对ESG有较好认知，能对公司ESG治理起到领导和监督作用，公司决策就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ESG。

另外，不同行业受到的行业监管和指导要求存在差异，比如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在环保方面对不同行业有不同要求，排污较明显的企业，政策约束力度会更大，企业在排污方面就会做得更好。

时代周报：短期而言，公司披露ESG确实需要付出资源和成本，尤其非上市公司或中小公司，他们披露ESG的必要性是什么？

赵锡军：每家公司或机构首先要遵循最基本的法律法规。比如，法律法规对环保、员工保障等有所规定，这也是ESG相关领域的底线要求，企业要守住这个底线。

企业践行ESG确实会增加成本，从而影响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面激励机制就要跟上，比如对环保做得优秀的企业进行补贴、税收减免、贷款利率优惠奖励等。这些激励会冲抵ESG成本，提升企业价值。

更重要的一点，要转变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认知。上市公司是经济主体，也是社会主体，要从重视股东的利益转向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要营造多方力量推动这一转变。

时代周报：在这其中，谁是关键力量？

赵锡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的作用可能更为关键、直接。归根结底，投资机构愿意投资也是基于其意识到自身是经济主体，也是社会主体。

政策激励正成为影响ESG投资的关键

时代周报：积极主动履行ESG职责能为上市公司带来什么？

赵锡军：首先监管部门在披露等方面已经有很多要求，另外与之相关联的各个部门也有一些新做法，比如绿色贷款、绿色债券降低企业成本；雇佣残疾员工达到一定比例给予补贴或税收减免等，这些都是从生产经营角度的激励。

从价值激励角度，有很多专门为ESG设置的投资机构，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认可能够拉动企业价值的提升。

还有企业声誉方面，这是无形的，但能更广泛引起关注。通常的逻辑是，企业的ESG做得好，公众就会认为企业的整体实力不错，有更高的价值创造能力。所以企业的社会声誉会更好，估值也会向积极方向发展。

时代周报：全球ESG评价标准还未统一，国内ESG在形成统一框架方面处于什么阶段？

赵锡军：还处于加快形成共识的阶段，上市公司、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学术机构等都在讨论和磨合。不同上市公司披露的ESG报告存在差异，但共识会越来越多。

去年，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对形成统一框架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指引明确鼓励企业践行ESG，并且对于行动方向和基本要求给出了大致框架。

时代周报：你认为国内评价标准众多的原因是什么？

赵锡军：首先，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大致的统一框架和评判标准。不过，每个企业所处行业、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特点不同，盈利能力和可调配资源能力也有差异。

比如，我们不能要求石化能源企业和服务行业企业在同一领域进行同样多的投入，所以评判标准具体到个体时也要有一定差异性，至少要分类施策。至于具体要细化到什么程度，可以继续讨论。

时代周报：ESG评价标准并不统一的情况下，ESG投资机构在资产配置、管理风险方面是否会遇到挑战？

赵锡军：确实会面临挑战。

其实，各家投资机构对ESG的评价标准也有差异，但已经有局部的某一碎片开始逐渐统一，比如人民银行对绿债方面的要求越来越明确，如果要投资绿债就需符合人民银行的要求。不久前多部门也联合印发指导意见，要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

监管部门对ESG投资标的的划分越来越明确、标准越来越明确，ESG投资会越来越清晰，共识会越来越多。

时代周报：ESG投资在中国目前仍以政策驱动为主，市场自发性需求不足。在你看来，投资机构在什么情况下更愿意投资ESG？

赵锡军：以前，投资机构在ESG项目和非ESG项目的投资收益差距较大，但现在非环保项目收益率在下降，ESG项目和非ESG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正在趋平。

在这一背景下，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政策激励，ESG政策的支持能为企业、投资机构带来更高收益，投资机构就会愿意选择ESG项目。目前影响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正从此前的市场利益逐渐变为政府补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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