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文

近年来，地缘经济学逐渐从一个学术概念演变为全球经济和政策领域的热门议题。国际经济秩序从全球化时代以合作为基调转向竞争，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不同，新一轮地缘竞争更多依赖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中金研究院与中金公司研究部，围绕地缘经济竞争的内涵、形式、载体和影响展开分析，并探讨可能的应对政策。下面就地缘经济竞争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和影响进行一些思考。

从地缘视角看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和金融化两大趋势。其理论支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货币中性假说，认为货币量的变化仅影响物价总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市场交易活动形成的相对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在货币中性假说的基础上发展出金融市场有效假说，相信金融市场能够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则是以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为基础，强调全球各国通过分工与贸易来实现福利最大化。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过去几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的宏观政策实践，可概括为“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组合。宏观政策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低通胀即代表内部宏观经济稳定，央行被赋予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以平衡和小政府为导向，尤其强调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汇率制度则依赖市场定价机制，期望通过汇率浮动自动调节国际贸易部门的失衡，进而实现外部宏观经济稳定。此外，政府部门倡导两类结构性政策，一方面是贸易自由化，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是放松金融监管，推动资本账户与金融市场开放。

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前者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者则以美国为代表。虽然“金融化”一词存在争议，但一个基本的体现是金融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从宏观经济效果来看，全球范围内通胀率显著下降，但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二战后的头30年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来，全球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债危机。二是贫富差距扩大。美国最富有的前1%群体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5.7%提升至2024年底的34.9%。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促使经济政策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监管加强，从特朗普1.0到2.0，叠加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过去我们熟悉的全球化在逆转。尽管“逆全球化”这一表述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当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已与过往的“世界是平的”“历史终结论”等认知产生了根本性背离。即便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转型这样全球拥有较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近期欧美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竞争的声音也在增多。

传统上学术界和政策界强调经济政策和举措聚焦于实现两大经济目标——效率与公平。地缘竞争使得非经济目标（包括国家安全和地缘影响力）也被纳入考量。就地缘经济对宏观政策理念和框架的影响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

第一，地缘竞争突显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传统的贸易理论强调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比如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聚焦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在现实中，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产业内分工，能更好解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以及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新兴产业，使其快速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小型经济体可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规模经济不仅是效率的来源，也赋予大国地缘竞争的优势。

第二，科学技术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领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增强。大国日益重视争夺在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方面的主导权。知识生产和发明创造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特征，规模经济意味着大国更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也有更大的市场激励创新，外部性则要求公共政策的干预。创新有外溢效应，其正外部性意味着市场自发创新投入不足，政府的支持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地缘竞争意味着领先者可能试图限制技术的外溢，阻碍技术进步正外部性的发挥。

第三，货币非中性可能有新的载体和体现形式。货币投放有先有后，先投放的领域受益最多，可能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从而影响整体经济。以中国为例，在21世纪头几年，财政投放货币主要通过贸易顺差对应的外汇占款体现，制造业受益最多；制造业有规模经济效应，货币非中性对整体经济有益。2008年以后，货币投放主要靠银行贷款，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行业受益最多，而房地产行业存在典型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过度扩张会挤压其他行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最终可能因泡沫积累和债务压力而影响整体经济。地缘竞争带来新的挑战，要求各国在供给端应对卡脖子风险，在需求端应对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的挑战。明确地缘经济如何映射出一国内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这是理解中国乃至全球宏观变局的重要一环。

逆全球化：供给约束增加

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或者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分工是促进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大幅扩张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全球化提升效率的关键载体。从空间维度看，规模经济有集聚与扩散效应：一方面，要素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尤其是人与人的互动有助于产生和传播新思想、新技术，推动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经济模式的兴起，有助于缩短距离，支持专业化分工在空间布局上的扩散。规模经济带来的分工是动态的：中心化和全球产业链看似方向相反，实则紧密相联，共同提升了全球经济的供给能力。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全球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相互依存也为利用经济手段实现非经济目标提供了可能。在地缘竞争的新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出口限制等手段限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使得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幅提升，由此可能开启以关税作为经济和非经济竞争手段的时代。虽然一国总体的贸易差额由宏观经济平衡（如储蓄率、投资率）决定，但主要经济体关税的变化可以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产业链重构可能导致效率损失。由于关税具有重复征税的特征，其水平上升将导致产业链碎片化，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在关税之外，产业政策也在助力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再工业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增加。从全球范围看，供给侧存在重复建设和效率低下之虞。例如，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在本土推动半导体制造业投资建厂，但是其产能利用率仍低于亚洲同类工厂，本质上是以牺牲效率换取供应链安全。

地缘竞争的抓手是做大自己的规模，做小对手的规模。就中美两个大国而言，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逆差国，中国拥有更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美国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制造业产能，以降低对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依赖。这种“去中心化”努力的经济激励机制则体现为美国的价格上升压力引导增产能、中国的价格下降压力引导去产能。近几年，美国通胀率上升，而中国则面临价格下行压力，似乎符合“去中心化”的方向。但价格变化反映出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关税的影响，也有中美各自内部需求的作用。对中国来讲，宏观政策如何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关乎国内经济平衡，也关乎全球地缘竞争格局。

在地缘竞争阻碍全球分工和贸易的同时，技术进步和相关的商业模式演变则带来促进规模经济的力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绿色转型。这意味着能源生产从规模不经济转向规模经济。与土地类似，化石能源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征。例如，开采油矿或煤矿往往从成本较低的地方开始，随着开采深度和距离增加，成本逐步上升。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具有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采矿业与土地相关，天然地具有垄断属性，可竞争性不足；而制造业，比如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等可竞争性强，竞争能够促进效率提升。

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得其规模效应比传统的工业经济更高，尤其是网络效应拓展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大数据技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共享经济提升了存量资本的产出，从而增加了有效的资本供给。人工智能、机器通过替代人力和为人力赋能，增加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

对于以上两股力量，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规模经济，地缘竞争则限制规模经济的空间，从全球的总量结果来看，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有待时间的验证。结构的差异可能更值得关注，一般来讲，大国相对于小国有优势，人口和经济大国本身有更大的潜力实现规模经济，空间大国则受土地规模不经济带来的约束较小。就大国之间的互动而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动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根本来源，也是地缘竞争的关键领域。知识具有公共品属性，使得创新的外溢效应及其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

地缘技术经济学

在地缘经济学之外，近几年学术文献中还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新词——“地缘技术经济学”，它反映出地缘竞争新形势下科技的重要性。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博弈尤为激烈，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被视作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例如，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中国则加速推进自主创新和本土替代战略。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技术自主性、技术标准制定权成为地缘经济竞争的新焦点。能源技术革命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美国在页岩油技术上的突破巩固了其产油大国的地位，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改变了能源地缘格局。

即使在欧美这样的盟友之间，科技竞争的意识也在增强。过去，欧盟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商业模式。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云计算市场，谷歌的安卓系统和苹果的iOS系统在欧盟的手机操作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人使用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大多由美国公司拥有，OpenAI公司的ChatGPT也在欧洲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市场占据领先地位。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垄断租金收益，加剧了欧洲对数字时代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焦虑，甚至引发欧洲对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运营中断的风险的担忧。

如何看待科技在地缘经济竞争中的角色？如何从经济视角分析技术限制和封锁的有效性？关键是理解创新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对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的作用。现代经济中众多个人和公司从事创新活动，发明者和创新者在为社会提供新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改进流程、降低成本的同时，自己也获得收益，其载体可能是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和商标）带来的收益，也可能是商业秘密或者先发者优势形成的竞争壁垒。这种通过创新活动获取的垄断收益在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熊彼特利润”。“熊彼特利润”越高，个体创新的动力越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基于美国1948—2001年的数据估算，创新者最终仅收获2.2%的创新价值，其余绝大多数由社会获得，主要体现为消费者享受更低的价格或更丰富的品种。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显示，真正推动长期增长的往往是少数根本性的发明，这些发明后续带来大量增量改进，因此其社会价值远超专利持有人短暂获取的收益。

“熊彼特利润”低的根本原因是知识的公共品属性，大量价值通过溢出被消费者和后进创新者共享，使得创新的垄断收益难以持续，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行政干预措施阻碍跨国知识和技术外溢，从而削弱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并损害全球的供给增长。另一方面，公共品属性本身也限制了技术封锁的效率。在今天的信息和数字时代，信息传递成本低，使得对显性知识的封锁比之前困难得多。在一些具体技术领域，卡脖子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起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被限制方的学习、迭代和创新能力，这又与规模经济有关。

回顾美苏竞争时期，技术封锁无法阻断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播，技术的溢出使苏联缩小了与西方世界的技术差距，但西方国家在一些关键通用设备与工艺方面的限制拉大了苏联在半导体、数控机床、航空电子等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发展落差。主要问题不在技术封锁本身，而是苏联自身经济体制的僵化。苏联在技术上虽然获得了外溢，但自身没有推动技术持续迭代更新的需求演化和面向市场的产业结构，比如推动美国计算机产业演化的是美国民用产业，结果导致苏联即便获得技术外溢，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苏联有市场规模，但市场经济机制的缺失导致其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尤其缺失消费需求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知识外溢效应的另一个含义是，个体的创新投入之和往往低于社会理想水平，导致社会的创新动能不足，需要政府的干预，例如为创新提供补贴。在地缘竞争的新形势下，科技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国家安全等地缘考量。为了争取技术制高点，各国政府增加支持创新的支出，有利于缓解外部性导致的全社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在地缘竞争的新形势下，政府的投入不仅体现在对科技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上，还有更宏观层面的载体，比如国防开支上升，即财政相对于金融的作用增加。

去金融化：财政的作用增加

去金融化最直观的体现是金融制裁增多。据全球制裁数据库（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数据，美国每年新发起的金融制裁数量从2010年的3起，增加至2018年特朗普1.0时期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具体制裁手段上，美国依托其全球货币和金融霸权地位，实施了包括将部分国家的银行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体系和冻结资产等在内的一系列举措。

除了金融制裁，去金融化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全球经济需求侧的新趋势，即金融的作用下降，财政的作用增加。这一点可从货币投放的视角来理解。货币供给有财政和信贷两个投放渠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都可能对这两个渠道产生影响。从最终结果来看，货币供给对经济总需求的作用主要通过财政赤字或新增贷款来实现。如果财政扩张导致财政渠道投放货币增加，那么要避免货币供大于求引发通胀，信贷渠道投放货币就需要受到制约，带来所谓“金融压抑”。

过去十几年，美国财政赤字率从2007年的1.1%升至2024年的6.3%，其间有周期性波动，也有外生冲击（如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财政扩张对货币投放的影响体现在两个阶段。在美国次贷危机初期，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债务紧缩导致经济衰退，信贷需求疲弱，叠加金融监管加强对信贷供给的限制，作为对冲，财政扩张带来赤字增加，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通过购买国债投放货币。这种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促进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复苏阶段，信贷复苏的力度并不大，金融周期的上行幅度比次贷危机前的那一轮扩张期小。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财政扩张的力度更是二战后罕见，同时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投放货币带来货币超常规增长，导致通胀压力大幅上升。为控制通胀，美联储大幅加息，融资成本上升制约了房地产和信贷需求的增长，美国的金融周期似乎出现拐点，进入下行期。也就是说，次贷危机后的这十几年，财政扩张（带来高利率）叠加金融监管挤压了信贷增长空间，导致美国的金融顺周期性下降，而财政投放货币增加。

针对“大而美”法案的影响，市场普遍预期未来10年美国财政赤字率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从七国集团（G7）来看，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平均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00%，是21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地缘竞争的影响，我们预计政府债务或将进一步扩张。

财政扩张的一个新动向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对需求有拉动作用，但供给侧无法直接形成服务民生的产能。就安全本身而言，国防开支增加具有零和博弈的属性，如果各国都增加军费支出，那么地区安全风险往往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因此，从全人类福祉的角度来看，增加国防开支虽能拉动需求但不增加供给。

近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稳定币的宏观影响。美元稳定币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上升，发行机构在负债端增加稳定币供给的同时，在资产端体现为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增加。后者的宏观效果是无风险利率下降、美元升值同时发生，进而刺激美国的内需，加剧通胀，扩大贸易逆差。在这样的情形下，要维护宏观经济平衡，需要收紧融资条件——可能是通过美联储加息或者风险溢价上升来实现的。从本质来看，美元稳定币是财政投放货币，是美国政府信用在私人机构（狭义银行）的推动下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总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财政主导力量在增强。和信贷增长相比，财政扩张带来的货币增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是因为政府的债务对应的是私人部门的资产，而信贷并不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财政挤压金融功能在增加短期需求的同时，也埋下通胀中枢上移等风险。从地缘经济角度看，需求大于供给不仅带来通胀上升，也可能体现在贸易逆差上升，这与特朗普政府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相较于美国，中国的金融周期顶部出现时间大约晚10年，以2017年加强金融监管为标志，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先体现为信贷（包括影子银行信贷）规模紧缩，2021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下跌加剧了信贷和地产之间相互促进的顺周期下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财政政策趋于积极，但总体来看财政扩张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表面上看，2025年中国的广义赤字率（考虑卖地收入）预计将达到13%，比2024年增加1.6个百分点，与过去10年比，仅低于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时的水平。为什么较大力度的财政扩张对经济需求的拉动效果显得相对有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非金融私人部门（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负担处于较高水平。近几年，非金融私人部门还本付息占新增信贷的比重在70%以上，还本付息占GDP的比重在30%以上。在此背景下，财政扩张带来的货币投放，可能更多被非金融私人部门的还本付息需求挤占，因而未能形成对最终总需求的有效拉动。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看成广义财政的一部分，近几年赤字率是下降的，意味着财政对总需求产生的是紧缩的影响。但地方融资平台并没有享受政府信用，其融资条件实际上是商业融资条件，更应该被看成非政府信用债务。考虑到这样的背景，要促进国内需求，就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扩张和更大力度的债务负担化解。

两个规模经济之争

相较于过往的互利共赢，地缘经济竞争更具零和博弈色彩，一方的收益往往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同时，经济体量绝对规模的重要性上升。过去，即便一国经济体量不大，只要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较高，就能实现“小而美”的发展，社会福利与生活质量有所保障。在地缘竞争的“丛林法则”指导下，经济总量规模不仅关乎国家安全，更是国家经济竞争优势的来源，小型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实现规模经济的空间缩小，大型经济体自身的规模效应优势凸显。未来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将主要以中美两大经济体为核心，可解读为“两个规模经济之争”。

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货币金融三个维度思考地缘经济竞争下规模经济的演变及其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在这一方面，中美各有优劣势。首先，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得益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也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为全球经济效率提升做出贡献。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绿色产业，其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绿色产业的本质是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市场竞争促使生产成本和价格持续下降，从而使全球受益。制造业需要物流、基础设施等配套的公共服务，后者同样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使用的人越多，单位成本越低。例如，中国的高铁、通信、物流等较为发达，均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有很大关系。

首先，从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三个核心决定要素——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规模经济效应、交易成本——来看，中国最大的优势已不再是劳动力成本低，而是规模经济带来的竞争优势。美国为了实现其“再工业化”、降低对中国这个制造业中心的依赖的目标，通过提升跨国交易成本来降低进口商品的竞争力，当下利用的主要工具是关税。美国之所以能利用关税作为地缘经济竞争的手段，是因为它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其需求大于供给。就规模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生产（供给），美国的优势在于消费（需求）。

其次，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型平台和科技企业主要在中美，中国的数字经济主要依赖本身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美国的数字经济则覆盖其他国家。有别于制造业，数字经济的竞争程度不够充分，其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容易催生市场势力和垄断格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国带来垄断租金收益。

在人工智能（AI）的发展上，中美两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算力上拥有优势，并试图通过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来阻碍中国的AI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人才。以本科学习所在地衡量，全球AI人才的最大来源地是中国，而最大工作地是美国；但近年来AI人才回流中国的趋势较为明显。就未来发展而言，AI的应用或者说需求侧的动力是关键，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医药健康、金融科技。

最后，货币金融领域也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尤其网络效应容易带来垄断和先发优势。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给美国带来超越其实体经济相对体量的“过度特权”，包括有能力深度影响SWIFT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球收租，进而支撑了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净成本。从非经济的视角看，在零和博弈时代，依托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垄断定价能力，美国获得更强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拥有规模经济优势，体现为强劲的供给能力，中美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美国数字产业在其他国家的延伸带来额外的规模优势。此外，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具有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更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无法比拟的。数字经济和国际货币的规模经济天然与网络效应联系紧密，给美国带来垄断利润，使其在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并由此使其在经济的需求端具备更大的规模优势。在地缘经济竞争的新形势下，中美两国需要在宏观层面补齐自身结构性短板，美国需要更加重视供给，中国需要更加重视需求。

中国经济当前呈现一定的分化态势，有必要推动财政扩张。如果看创新、制造业、人工智能，中国经济显示出较好的发展新动能；但从内需、房地产、消费需求疲弱来看，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在此宏观背景下，财政扩张对于维持经济平稳增长、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十分有必要。财政扩张不仅是金融周期下行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

（作者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本文为《地缘经济：变局与重构》一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