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陈独秀相继抵达武汉后,国共双方共同成立了联席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起初,汪精卫似乎还抱有一种愿望——通过联席会议来协调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试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武汉内部的纷争,进而稳定反蒋阵线。看上去,他确实有意通过这种合作来加强团结,但不久后,汪精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强调的东征讨蒋的号召,逐渐被他反复提及的工农运动过火所取代。中共方面在此时确实希望借联席会议来解决一些亟需处理的实际问题——例如,汪精卫所说的工农运动过火,到底该如何定义什么行为是过火,什么行为是不算过火,如何制定详细的规范和措施来予以规范。然而,一谈到具体的方案时,汪精卫总是显得态度冷淡。他只是简单地指出,这些问题应交由相关的机关来做具体规定,但问题是,这些相关机关却从未提出过任何有实质性的规定。
渐渐地,大家开始意识到,汪精卫不过是一个擅长空谈的人而已。他根本没有承担起领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尤其是在了解到武汉政府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对反蒋前景的悲观时,汪精卫性格中的软弱和圆滑一面也彻底暴露出来。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参与联席会议,并非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是想通过批评工农运动等一系列言论,表明自己开始向右倾斜,以便为日后可能的政策调整留有余地。与汪精卫同样善于空谈的,还有陈独秀。身为中共的领袖,陈独秀的身上同样带有一种浓厚的书生气质。他虽然在政治上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但实际操作上却也缺乏应有的果断与行动力。久而久之,联席会议逐渐沦为一种形式化的茶话会。会议上,汪精卫往往首先讲述一些工农运动如何如何过火的事例,陈独秀则在旁附和,或加以些许模糊的答辩,最后会议便草草结束。这种局面造成了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成为了国共联席会议后期的真实写照。这使得会议不仅无法有效稳定局势,也在国共合作反蒋的问题上毫无突破。就在反蒋行动几乎陷入停滞之际,武汉政府的敌人们却纷纷开始出招。1927年4月28日,在北洋政府首领张作霖的策划下,由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为首的二十名国共人员被残忍杀害。流传着一个说法,张作霖在决定是否处决李大钊等人时,曾犹豫不决,直到有南方某要人密电他,强烈主张立即处决这些人。据后来的报纸披露,所谓的南方某要人指的正是蒋介石。李大钊等人的惨死,不仅让国共两党失去了宝贵的精英力量,更是对两党在北方的活动造成了沉重打击。同时,虽然宁汉双方在军事上尚未展开直接冲突,但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内部手段来颠覆武汉政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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