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杭州宇树科技研发的16台人形机器人身着东北花棉袄，手持红手绢，以精准灵动的舞姿演绎传统秧歌《秧BOT》。

这场科技与艺术的惊艳融合不仅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更折射出浙江这片创新沃土的独特魅力——作为“杭州科技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与开发出《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科学(GAME SCIENCE)、最近火爆全球的 深度求索（DeepSeek）等企业共同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杭州现象”。

它们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的资本堆砌或资源倾斜，而是根植于浙江独特的微观制度环境： 一种以规则共享、服务导向和创新包容为核心的治理生态，悄然降低了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让“人力资本创造财富”成为可预期的现实。

为何这片土地总能孕育出颠覆性创新？从强脑科技改写脑机接口产业格局，到游戏科学重构国产3A游戏想象边界，这些企业的突围轨迹早已超越技术叙事，指向更深层的制度密码。 正当其他地区困惑于“为何培育不出杭州六小龙同款”时，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的 《从故事到知识》一书中的《为何是浙江？》，或许能为“六小龙”的出现提供一个好的解释。

《从故事到知识：政治社会学观察》

张静 著，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2月

浙江成功吸引人力资本集聚的原因，在于创造了有利于业界生存的微观制度条件，它是无形的（并非写在条文中），但为市场经营带来了确定性和安全感，让经营者感到可靠放心，结果可预期，不受到任何恣意变更的影响。这一点使浙江优势明显：让人有业可做、有事可干的制度风险降低了。这种优势不用大喊——你们来吧——就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活跃。浙江和其他地方的差距关键，不在于有形的经济条件——比如钱和土地，在很多地方，这些东西即使有也不一定能真正发挥作用，还很容易陷入激烈的分配竞争，而浙江创造安心的微观制度环境，才能真正吸引“人力资本创造财富”。

这种微观制度环境的改进，就是做到几件事：第一，促进规则的公共共享，而不是部分人群独享；第二，建立多种信息和组织渠道，以便于人们获得信息，了解政策，传递利益诉求，解决实际问题；第三，便利当事人通过灵活合约达成协议，绕过一些制约发展的制度障碍；第四，通过各种闭环、走访、微信群的联系方式，激励业界参与关涉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第五，为企业传递合规信号，使之放心发展。在政府人员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利用社会组织，比如异地商会，提供便捷法律服务，降低民企的运营风险。

创造微观制度条件是一个政治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经济发展总是和政治制度的质量密切相关。这一点科尔奈没有说错，但浙江经验贡献了一种差别：在宏观制度由于成本过高很难变化，或者调整缓慢跟不上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微观制度有所作为。微观制度一般以解决问题为要，因而比宏观制度更具改变的动力，它的变化成本不高，但依赖基层政府回应实际需要的创新能力。其创新的基本方向，是提升业界对发展预期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政府自己的治理需要——比如加强管控、提高控制效率、渲染政绩等。

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浙江虽然也难免落入一些实际意义有限的“政府创新”——比如各种“第一”经验模式的推广，但瑕不掩瑜。他们和企业的合作，出现了“政府服务市场”的正向关系，而不是在别处经常看到的“控制和逃逸”对立关系。能否有效激励民营经济发展，大家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显然，浙江地方政府不是仅仅控制市场，而是思考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使企业不是赚点钱就跑，奉行长期主义生存战略，实现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互利均衡。为此，基层政府建立了大量的私下（主要针对管理者）和公共（主要针对劳动者）通道，使人们可能利用这些通道接触政府机构，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在一些政府不便出面的地方，通过建立其他组织——比如村监事会萧山和武义基层访谈调研，2023年6月。，跟踪当事人之间的合约签订、资金往来和业务安全等，以缓解经济竞争导致的相互损害。

这些作为显著降低了发展环境中的制度成本（法律缺位、制度确定性低、信息不通、渠道不明等）。在科尔奈的理论中，这些成本是政治过程的缺失导致的，但是在浙江实践中，却由基层政府的主动行动得到不同程度的纠错和修补。这显示了一种治理观念的改进：从传统治理（将发展视为权力威胁，抑制其力量壮大），变为发展治理（将发展看成政府和企业的共同任务，因此改变自己的角色，从管控者变成协助者）。

这种政治和经济互动方式的变化，不是构建一种互惠的私人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关系出现。这种关系，是浙江能够吸引企业筑巢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吸引力并非仅来自经济利益——比如地价便宜、税点低，而是来自政治利益——基层政府从一个支配者和控制者，转变成问题解决者和公共品提供者。从以前的企业怕政府、躲政府，变成找政府、需要政府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需要很琐碎实在，企业几乎每天都遇到，比如和地方业主谈判搬迁陷入僵局，政府是否介入协调；受损单位的补助额如果超过法定上限，政府是否允许通过其他途径补齐；民间自办企业的各种手续是否麻烦，批件能不能办成，需要多长时间；有本地的利益群体阻挠谁来调停解决；新生企业水电能不能通上；外地员工孩子能不能上学，他们的家庭住房在哪里；道路能不能修通……

这些问题，很多是首发的新问题，其解决无法等待冗长的立法过程授权，那么谁最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谁最有能力保障民企顺利经营、财产不受损害？当然是地方政府。如果以施加管控为目标，政府就会成为猫，把企业当作老鼠。如果以服务发展为目的，猫和老鼠就会成为合作伙伴。所以在这个实践中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市场行为——它一直是按照市场逻辑运转，而是政府行为——它不仅是管制者，更是一个降低制度成本的创造者、提升经济活力的保护者。在这样的角色下，治理就不仅是管控工具，还是经济激励的工具。如果重点在观察做法而非说法，就会在基层政府行为中发现，他们总是追求一种实际的合理性，这是浙江发展有成效的根本所在。

这是我在浙江多地调研中的观察。作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者，我的经验是：从实践中观察，能够发现很多不同于文本的现象。这些现象也许更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在其正式制度文本中，很难找到合理答案。

《从故事到知识：政治社会学观察》

张静 著

定价：65.00元

东方出版中心

内容简介

《从故事到知识：政治社会学观察》汇集了张静教授近年来的研究精华，反映了她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构建普遍化社会学方法的学术探索。在本书中，中国经验不再是某种通行理论的例外，而是具有一般意义的知识起点。中国的社会变迁不仅折射出本土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特征，更揭示了值得严肃对待的社会学知识。

作者强调,问题的提出是研究的关键,“做什么”比“如何做”更重要。书中的多个案例研究，深刻展示了她的政治社会学观察视角:燕京社会学派的独特性、个人与组织关系的隐性变化、基层政府对微观制度环境的影响、互不信任的民间群体的合作等。这些分析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更为普遍化的社会学知识奠定基础。因此，本书是阅读中国的一扇理论窗口，为中国故事进入全球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崭新可能。

作者简介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学。主要著述有《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等。

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张静新作，回应政治社会学经典议题。

●融合社会学理论与代表性案例，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构建普遍化社会学知识，展现“从故事到知识”的最新成果。

●兼论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从经典议题切入探讨社会学研究基本原则，揭示“从故事到知识”的具体方法。

目录

前 言

当社会学面对历史

提问是发现的开始

结构分析落伍了吗?——基于历史经验的研究推进

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

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

新型现代化国家的特征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个人与组织：中国社会结构的隐形变化

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为何是浙江——人力资本聚集与微观制度环境

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一一对XW案例的事件史分析

经济活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