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与经济战》，翟东升、嵇先白、魏子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翟东升 嵇先白 魏子龙

21世纪是一个研究和实践经济制裁与经济战的黄金时代。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让各国之间形成了多元而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制裁要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

在本书酝酿和写作的时期，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下行周期。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动荡变革期的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在全球化指数的下行期，国际上的冲突和矛盾在上升，但是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将过去开放融合时代形成的相互依赖转变为武器和权力源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会持续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分工，等到敌对国家之间彼此不再依赖对方，或者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与经济战的适用空间也就相应缩小了。

全球化演变下中国研究制裁与经济战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而言，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和实践具有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战略性。随着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竞争性的加剧，目前仅针对特定企业、高科技和政治人物的局部制裁未来有可能发展为全面制裁和经济战。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制裁与经济战，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紧迫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捍卫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的现实需求，也需要开发和选择适当的对外政策工具。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将主要依赖经济手段而不是战争或者宣传。

过去40多年里，中国的国际经济学界对于贸易、投资、援助等合作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于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却相对不足，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知识供给上的跨学科特点带来的难度，更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这个议题缺乏需求。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和科技战，迅速唤醒了中国，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创造了巨大的知识需求。

建立中国范式制裁与经济战理论的可行性

建立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本书作者们试图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派”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可行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加里·霍夫鲍尔的团队为代表的美国学界构建的制裁知识体系，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

这种缺陷体现在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误解上。美国学界的主流已经陷入了科学主义尤其是统计方法的迷思中，执着于用计数和除法讨论制裁的有效性。将一次次制裁孤立起来视为独立随机分布事件，以此计算制裁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在学科视角上，美国学界普遍受制于单纯经济学视角的掣肘。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经济福利，但是制定制裁政策的决策者们却是政治领域的，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执政集团的政治利益。尽管发动制裁会有损自身的部分经济利益，但如果最终成功实现了外交目的，权力收益非常巨大。因此本书作者们主张，政治权力才是目的；制裁是在经济棋盘上进行的政治游戏。应主要从政治逻辑出发去讨论经济战；经贸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等等都是手段。

在历史与真实世界的案例研究部分，我们将大量篇幅放在对古今中外的制裁与经济战的若干经典案例的展示上，并在这些案例中检验前边的思想实验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那些理论猜想。案例涵盖汉代、宋代、明代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方略，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的大陆封锁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制裁与经济战，冷战中美国对苏经济战，美国对若干能源国的制裁，以及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本书也对现代制裁与经济战领域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论述。

立足中国实践经验构建理论体系

在对西方制裁与经济战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依据当今中国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范式的理论体系。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浪潮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和贸易争端加剧，中国被动地卷入其中，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反制裁与经济战实践经验。尽管我们在主观上愿意相信互惠互利的全球发展愿景，但客观上中国已经深度参与了当前“大争之世”中激烈的经济博弈。

中国独树一帜的制度优势和战略文化，是发展中国范式制裁与经济战理论的内在动力。和平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因此通过经济反制裁施压是回击外国挑衅的首选手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建立了复杂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且保留了政府在对外经贸经济中较强的管控能力，这是中国能够应对经济制裁和经济战的物质与能力基础。中国本身悠久的文明史、交往史孕育了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独特智慧。在西方制裁模式的效力日益衰减，制裁理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受到挑战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斗争案例能为当下提供有益的参考。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