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10月23日北京消息（记者 樊瑞）日前，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5上海苏河湾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转型，创新驱动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如果房地产能够稳住，标志新一轮创新型驱动增长模式已经全面开启。他指出，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处在创新转型的关键时刻

刘元春回顾中国发展历程指出，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08年后，GDP平均增长速度放缓，进入超级结构转换的过程。刘元春指出，在这个过程我们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也产生一个奇迹——中国产业体系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奇迹。但这个转变没有完全完成，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大量的数据显示，中国创新性驱动在基础研发、关键行业的战略体系已经形成。

刘元春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5上海苏河湾大会上发言。（主办方供图，央广网发）

当前，中国创新体系已经全面构建，中国的前沿科技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此外，新三样的突破表明中国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上已经走出一条新路。

刘元春表示，中国掌握了穿越周期的三大法宝，即基础研发、产业升级和科创金融。他提及中国模式里又分解成N种模式，包括今年热议的杭州模式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十二条启示

2025年10月1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他们一是“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二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刘元春重点阐释了这次诺奖对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启示，共有十二条。

第一，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到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应构建全面超越“李约瑟之谜”的新创新理论体系。

第二，知识积累十分重要，但如何从经验导向和实践导向的指令性知识、操作性知识上升为命题性、科学性知识是关键。刘元春认为，因此过度商业化的知识积累也是难以为继的，基础研究更为重要，是持续创新驱动的核心。

第三，在创造有用知识进程中必须提防“盖提尔悖论”（Gettier paradox)，即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并非知识的充分条件。进行文字游戏组合一定不能产生真知识，社会要研究真正有用的知识和问题。

第四，中国成功实施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和产业快速高端化奇迹，但中国工业启蒙，特别是创新启蒙还没有全面完成。一方面有用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是社会创新的关键；另一方面两种知识的相互交流，学者与工匠、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十分重要，新价值观体系（如新发展理念）的入脑入心是我们成功的保证。

第五，知识分子的躺平、思想创新的停滞以及伪知识的泛滥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最大敌人，思想市场的构建与全球思想竞争体系的构建十分关键。

第六，必须培育两种企业家，进行两种思想的创新。即大科学家和文化普及的“文化企业家”，价值观塑造与新技术创新同样重要。

第七，竞争与创新将演化出大量的超级企业，企业的大型化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不能在大型化中批量打造科层化的企业官僚，创新是各类企业家的灵魂。

第八，必须充分认识到繁荣必须以创新性破坏为基础，不仅要打造有利于创新的竞争环境，同时还必须打造有利于失败者出清的退出机制。刘元春指出，包容失败与拥抱胜利同样重要，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构建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第九，中国快速迭代升级，决定了其创新性破坏的频率与叠加效应更大，这需要我们在分享创新收益的同时，更大程度构建分摊创新成本的社会体系。

第十，倒U型的竞争与创新关系决定了我们必须平衡“阿罗效应”与“阿吉翁效应”。刘元春强调，适合中国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市场结构不是完全垄断，也不是完全竞争，更不是内卷性的恶性竞争，平衡两种效应的垄断竞争模式具有适宜性。因此，目前通过反内卷打造适宜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模式十分重要。

第十一，基础研发的提升不仅依靠新型举国体系的战略深化，更来源于对自由学术氛围的营造和知识内驱模式的价值体系构造。

第十二，必须重视创新的各种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避免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但同时必须防止技术焦虑症，避免陷入各种“卢德主义”的困境。刘元春表示，拥抱未来、审慎应对各种问题是我们值得宣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