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牌照审批收紧的当下，一家新寿险公司的诞生往往牵动着市场神经。11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富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泽人寿”）保险许可证于近日获批。批文显示，机构住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

实际上，富泽人寿从企业名称获批之初，就因特殊的股东背景与行业时机，被牢牢贴上“风险处置载体”的标签。根据业内消息，富泽人寿有望承接君康人寿资产负债，为这家历经19年沉浮的险企写下终局注脚。

牌照落地，寿险新主体诞生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富泽人寿已于11月7日获得保险许可证，发证机关为金融监管总局山东监管局。

根据监管批复，富泽人寿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业务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以及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天眼查工商信息显示，富泽人寿注册资本170亿元，股东包括济南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险保障基金”）、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政金通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49.7059%、35.2941%、11.4706%和3.5294%，法定代表人为冯毅。不过，北京商报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未查到富泽人寿相关信息。

从目前流传的股权结构和注册地等信息不难看出，富泽人寿的成立并非普通的新险企筹备，其背后似乎承载着特定的行业使命。根据业内消息来看，富泽人寿的成立或与君康人寿的风险处置密切相关，未来或将承接这家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实际上，早在2023年时就有消息传出，山东国资将参与到君康人寿的风险处置工作中，但当时并没有明确风险处置的具体方案。如今，新寿险公司富泽人寿出现，谜底逐渐揭开。

根据现有信息，富泽人寿的股权结构呈现出“地方国资+行业保障基金+大型险企”的特征，延续了此前恒大人寿等险企的风险处置模式；君康人寿位于北京，而富泽人寿注册于山东，与安心财险的风险化解模式如出一辙，即“迁册化险”——通过把问题险企的注册地迁往异地，为风险处置提供更多的选择和空间。可以看出，这样的风险处置方案，是此前不同险企的“化险”经验的融合版。

对于这样的风险处置思路，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表示，首先，地方国资的深度参与能够为问题险企带来了本土化资源与政策支持，要求把险企注册地迁至出资方所在地是普遍诉求，这一方面是出于产业战略布局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协调当地政府部门加强对险企的监管与支持。其次，保险保障基金的参与则提供了风险处置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作为行业风险救助基金，其介入既能为问题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也能增强市场信心，稳定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再次，地方国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动员更多的力量参与问题险企的处置，既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又能够有效缓解保险保障基金面临的压力。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同样提到，这样的风险处置思路在资金上获保障稳市场信心，资源上借地方之力拓市场、优治理，能够平衡多方利益，提升决策与风控能力。

君康沉浮，从资本宠儿到风险弃子

成立19年，多次改名，股东轮换。回溯君康人寿的历史，其错综复杂的股权纷争、股东内斗、股权代持、关联交易、高层内讧、叫板监管层，在公司治理方面堪称一部民营险企的“治乱录”。

君康人寿源头可追溯至2004年，当时五家浙江、福建的民营企业共同发起筹建“昭德人寿”，因股东与筹备组的内斗一度几乎“胎死腹中”。2006年正式开业时变为“正德人寿”，初始注册资本5亿元，股权由浙江凌达实业等五家企业各持20%，形成“五方均分”的股权结构。开业初期，正德人寿曾一度风光无两。其董事会集结了中国人寿原董事长王宪章、原保监会副主席唐运祥等业内“大佬级”人物。

不过，好景不长，2011年，正德人寿股东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百岁堂”），一纸公文将原保监会告上法庭，称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所持有的正德人寿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

2013年该公司股东矛盾再现，由于正德人寿引入杉杉系公司，时任杉杉集团董事长的郑永刚进入正德人寿董事会，然而资本出身的郑永刚与正德人寿时任董事长张洪涛在经营和投资上出现分歧，最后，以张洪涛退位、郑永刚上任董事长收场。

此后，正德人寿经历了多次增资、更名为君康人寿、在上海设立君康人寿第二总部，业务逐渐转入正轨。

好景又不长，此后的2016年，郑永刚的杉杉系逐步退出，北京忠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持股宁波市鄞州鸿发实业有限公司，从杉杉系手中拿下君康人寿控股权，至此，君康人寿实控人变更为忠旺集团创始人刘忠田。

不过，忠旺集团似乎将君康人寿拖到了更深的泥潭。2020年，有媒体公开报道，忠旺集团以各种形式从君康人寿占用的险资规模高达近千亿。根据2020年披露的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君康人寿亏损超12亿元，风险综合评级为C，综合、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降至102.47%。此后，其年报，偿付能力信息便停止披露至今。

行业镜鉴，风险预防重于处置

从安邦保险集团到“明天系”，从恒大人寿再到如今的君康人寿，近年来保险业的风险处置案例不断增多，行业也在一次次“排雷”中总结经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化解路径。

不过，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市场主体还是监管，都需要在一次次风险暴露中吸取教训。李文中表示，从保险公司风险发生到处置，行业可从中汲取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风险预防比处置更为重要。

李文中进一步分析，保险公司风险的发生往往与公司治理失效、股东不当干预、激进经营策略密切相关，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设，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稳健经营，预防风险的发生。此外，监管机构需要加强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关系、资金运用的穿透式监管，及时发现风险苗头，采取干预措施，避免风险积累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事实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早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方向。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近期表示，“十四五”时期，金融监管总局始终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监管部门的首位主责，把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作为重中之重。此外，中央层面也反复提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见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迫切性。

不过，对于那些问题险企来说，国资的进场并不意味着危机的解除，更严格的风控、更审慎的发展策略，才是未来走出泥潭的正确道路。李文中表示，对于富泽人寿来说，未来公司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寻找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业务发展道路。同时，加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建设，做好风险防控。

北京商报记者 李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