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前苏的失败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入侵，这种问题不争论，我对立场相关的东西，从来不感兴趣。诺贝尔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写了著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中从制度缺陷寻找根源，前苏无疑是一个经典案例，这类问题也不争论。

那我们谈什么？谈警示，谈来自经济学的警示。

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而我们今天也正在步入一个新冷战时代。高市早苗违背国际法的言论，不过是在拉开一个早已拉开的序幕罢了。

正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前苏与美国展开了一场超常规竞争，从经济到军事，这堪称一场龟兔赛跑。前苏体制的优势是拥有强大的执行力：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参观了衣阿华州加斯特的知名玉米农场，回来后一声令下，便发起全国总动员，启动了玉米计划 —— 这正是权力集中政体的优势。在这方面，中国的表现也堪称突出：中国高铁的发展，惊掉了全世界的下巴，而台湾地区的一个高铁计划，却折腾了十七年。

美国是权力分散的政体，政府效率不如前苏，但权力制衡的刚性更强，自带试错机制，能避免一条路走到黑。相比之下，前苏的玉米计划，最终有 62% 的田地颗粒无收。

前苏输在了什么地方？

首先输在总量追求，牺牲了效率，从而也失去了居民部门的内生力。被称为 “玉米狂人” 的赫鲁晓夫，在 1957 年宣布要在二十年内让 GDP 超过美国。其实这不过是早期目标的延续 —— 苏共早在 1939 年就已提出，要在十到十五年内赶超美国。这种 “人定胜天” 的愿景，从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1975 年，前苏统计的 GDP 占美国比重达到 67%，成为难以突破的天花板，此后便失去了可持续性；到 1991 年，这一占比仅为 12.12%。为什么会失去可持续性？

核心问题在效率。

前苏的 GDP 依赖计划模式，属于资源驱动型，拼的是资源投入和资本注入；而市场驱动的模式以效率为先，哪里有效率，资源就会通过价格体系的调节流向哪里，一个有效市场不存在科尔奈所说的 “软约束”。

美苏两种运行机制的差异，可以通过能耗数据印证：前苏每创造 1 美元 GDP，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 2.5 倍，由此形成 “越生产越浪费，越浪费越投入” 的恶性循环。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存在资源驱动特征，目前每创造 1 美元 GDP，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 1.8 倍至 3 倍。

更关键的是生产效率：前苏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55%，农业劳动生产率更是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前苏的问题，可说是计划经济的通病：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力，直接干预市场、主导资源调配，可以计划供应端，完成设定的 GDP 目标，却计划不了需求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苏与美国人口规模相近（美国 2.04 亿，前苏约 2 亿），彼时也是前苏赶超美国的顶峰 ——1975 年前苏联官方统计的 GDP 达到美国的 67%，而美国认为其中水分很大，实际占比仅 53%（统计水分大也是计划经济的老问题）。但无论如何，前联的人均 GDP 始终维持在美国的 30% 左右，这堪称计划经济的 “伤疤”：国强而民不富。

居民收入失衡，经济增长必然失去可持续性，最终会出现结构性塌陷。

效率低下、供需严重失衡，出口商品多为低附加值的资源型产品和低端制造品，赚的是辛苦钱，服务类高附加值出口占比极低 —— 这种情况如今也存在于中国。以苹果手机为例，美国拿走了 58.5% 的利润，中国承担的是组装等繁重劳动，利润仅占 1.8%，但计入 GDP 时，却能形成可观的数字。

诸多缺陷，注定了美苏竞争的长期趋势：GDP 在特定阶段尚能支撑，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甚至显得十分强大，但前苏是 “越生产越穷”，美国则是 “越交易越富”。一旦突破平衡临界点，整个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且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最终上演了这场经典的 “龟兔赛跑”的大戏。

前苏经济的大败局，输在了起点上：所有努力都以行政指令为中心，反映在经济指标上就是重 GDP 总量竞争，牺牲民生，偏离了经济的本质目的。最终陷入 “越投资越低效” 的困境，失去了民心。

前苏的教训警示我们：健康的竞争，必须从资源投入型转向效率驱动型；经济的内生动力，源于居民部门的富足。而最大的恶，往往来自官僚部门的日益膨胀，而且医生无法给自己动手术，割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