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收盘，渝农商行（601077）报6.26元，当日跌幅0.95%。相较于单日小幅下跌，更让投资者揪心的是其日K线图上罕见的“九连阴”——自12月初以来，该行股价已连续9个交易日收跌，九根绿柱整齐排列。

在“九连阴”的阴影之下，H股股东抗议、董事长长期缺位以及业绩降速正在这家万亿农商行内部持续发酵。

H股过半股东反对议案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渝农商行的议案表决呈现出罕见的分裂态势：尽管在A股股东的压倒性支持下，所有议案最终过关，但单纯审视H股股东的投票结果，反对声浪之强烈令人瞩目。

公告数据清晰显示，两项关乎公司治理核心架构的关键议案——《关于修订议案》与《关于修订的议案》，均遭到超过半数H股股东的明确反对，反对比例分别高达58.5%和55.6%。

这意味着，在参与投票的境外投资者眼中，这些涉及银行顶层设计的修改不仅未能获得认可，更直接引发了群体性抵触情绪。

这种强烈的反对信号背后，究竟是哪些修订内容触动了H股股东的敏感神经？翻阅长达数百页的会议文件不难发现，此次修订堪称一次对公司治理规则的“大手术”：仅《公司章程》一项，修订内容就涵盖321条，其中包括201条修改、30条新增及90条删除，调整幅度之大实属罕见。

在这些密集的条款变动中，多个细节暗藏争议。例如，旧版章程中明确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在公告派息日后6年内未领取股利，银行可行使没收权力，且该条款附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与程序约束；而新版章程中，部分时间限制表述被删除或模糊化，相当于赋予银行在处理未领股息时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除了股利处理规则的调整，新版章程对股东知情权的约束同样引发关注。其中新增条款明确指出，“若银行认为股东查阅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银行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在公司治理日益强调透明度的当下，这类赋予管理层极大裁量权的“拒绝条款”，自然容易引发境外投资者对权利保障的担忧。

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中，一项删除操作格外引人注目：原规则中“行长、财务负责人及监事不得兼任董事会秘书”的硬性要求被移除。这一修改，实则为目前行长隋军“一肩挑”多职的现状寻求制度层面的合法化，也成为H股股东反对的重要诱因之一。

然而，即便H股股东的反对态度坚决且集中，在渝农商行特殊的股权结构面前，这些反对毫无效果。数据显示，渝农商行A股流通股占比高达77.9%，H股仅占22.1%；而在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份中，A股股东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占比进一步提升至83.4%，H股则仅占16.6%。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意味着，即便H股股东全员反对，也难以撼动A股大股东意志主导的决策结果。

董事长“候场”，行长“超限”

如果说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连续“九连阴”是显而易见的“外伤”，H股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联手抗议是隐痛难忍的“内疾”，那么核心管理层长期缺位，则是渝农商行的“虚症”。

追溯这场人事更迭的源头，渝农商行的“掌门人”席位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竟已经历了四次更替，其频率之高，在万亿级上市银行中实属罕见。

2022年4月，执掌帅印多年的刘建忠因年龄原因辞任。然而，在他退休后，市场并未迎来平静，反而一度传出其被限制出境的消息，引发了外界对该行历史遗留问题的种种猜测。

随后接棒的谢文辉，在任仅两年半便匆匆离场，于2024年10月调任渝富控股集团。彼时，市场本预期这将是一场平稳的新老交替，殊不知却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权力真空期”。

2025年3月，刘小军作为“救火队员”空降渝农商行担任党委书记，并于4月和5月先后通过董事会提名与股东大会选举，拟任董事长。按照惯例，这原本是“临门一脚”的最后程序，却演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等待。

截至2025年12月中旬，距离股东大会选举已过去半年有余，刘小军的任职资格仍未获监管批复。

相比之下，同样具有信托背景的华夏银行（600015）行长瞿纲，其任职资格核准历时7个月已属漫长，而刘小军目前的“候场”时间正逼近甚至可能打破这一纪录。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现状，导致他虽然名义上掌舵，却无法以董事长身份主持董事会；在刚刚结束的临时股东大会上，执掌话筒的依然是行长隋军。

在董事长“缺位”的这几个月里，行长隋军被迫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他不仅要履行行长职责，还要代为履行董事长职权。更令人咋舌的是，自2025年1月原董秘辞任后，隋军还不得不兼任代董秘一职。

这种集“代董事长、行长、代董秘”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局面，不仅造成了决策层与执行层的高度重合，更触碰了监管红线。根据《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代为履职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截至2025年三季度，隋军代为履职的时间显然已经超期。

虽然2025年9月董事会已审议通过聘任谭彬为新任董秘，但因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证书及监管核准，正式履职尚需时日。

这种长期“临时状态”，对于一家万亿级银行的合规形象与战略定力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如果说“一把手”的悬空是“头痛”，那么副行长团队近乎“换血”式的调整，则让渝农商行面临“肢体麻木”的风险。

自2023年10月以来，该行多名资深副行长集中离任，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王敏到龄退休，董路工作调动，张培宗调往同城银行，高嵩转任重庆银行行长。

更为震动业界的是原副行长舒静的落马。2024年3月，分管财会与信贷的舒静突然被解聘；8月，官方通报其因“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挪用公款、受贿”被“双开”。尽管具体涉案金额未公开，但其违纪行为涉及信贷审批与资金管理等银行业务的“命门”，这不禁让市场对渝农商行过往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质疑。

面对高管层的真空，渝农商行引入了一批“新面孔”。新任副行长团队中，原重庆银行副行长周国华、数字银行部总经理张进、工商银行重庆渝北支行行长唐莉先后加入，仅谭彬一人属于内部提拔。

虽然这些外部高管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但渝农商行作为扎根县域的农商行，其业务逻辑、客户结构与企业文化，与城商行、国有大行存在显著差异。全新的高管团队不仅需要时间来修补舒静等人留下的风控漏洞，更需要较长的周期来适应农商行的特有生态。

规模“狂飙”，营收“失速”

抛开K线图的短期波动，回归财报本身，渝农商行交出的是一份规模优势稳固但转型挑战犹存的成绩单。

2025年三季报显示，该行资产总额已站上1.66万亿元台阶，贷款余额接近7800亿元，继续稳居西部银行首位。资产规模同比增长9.3%的稳健增速，显示出其在区域内的吸储与扩表能力依然强劲。然而，与规模扩张相比，营收端的表现则显得相对平淡，录得216.6亿元，同比微增0.7%。这种“资产增速快于营收增速”的剪刀差，折射出在行业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这家万亿农商行正面临“如何由大转强”的效率大考。

渝农商行拥有庞大的县域网点和零售客户基础，这是其发展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的天然土壤。不过，从三季报数据来看，其非息收入增长面临一定阻力。

前三季度，该行非利息净收入38.1亿元，同比下滑20.9%。分季度看，降幅呈现一定的逐季扩大趋势——一季度同比降12.3%，三季度单季降33.7%。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16.6%，这反映出在市场波动与费率调整的行业共性环境下，中间业务的创收难度正在加大。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业绩唯一的“定海神针”，前三季度利息净收入占比高达82.4%。然而，这一核心支柱正面临着长周期的“失血”考验。

监管数据显示，渝农商行的净息差已遭遇了连续五年的单边下行：从2020年的2.25%高位，一路滑落至2021年的2.17%、2022年的1.97%、2023年的1.73%，再到2024年的1.61%。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这一指标进一步探底至1.59%。短短五年间，超60个基点的息差空间被压缩，意味着银行“躺着赚钱”的安全垫正在快速变薄。

面对市场的焦虑，渝农商行管理层在近期接受调研时试图传递信心。官方回应称，三季度息差已呈现“企稳”迹象，这主要得益于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幅度放缓，叠加负债端付息率下降节奏加快，促使两端利率调整趋向相对均衡。管理层预测，若未来市场不发生重大变化，全年净息差大概率将在三季度基础上“稳中略降”，且降幅较前几年会有所收窄。

客观来看，2025年三季度1.59%的息差水平较2024年末的1.61%确实仅微降0.02个百分点，佐证了“降幅收窄”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拐点已至——在“稳中略降”的官方措辞背后，息差下行的惯性依然存在。

为了对冲息差收窄的影响，渝农商行保持了较快的扩表节奏，这也带来了资本消耗的客观增长。

截至9月末，该行风险加权资产较年初增长14.4%，增速高于同期资产规模9.3%的增速。受此影响，其资本充足率指标出现一定回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年初的14.24%降至12.98%，资本充足率从16.12%调至14.77%。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指标有所回落，但渝农商行的资本实力依然处于行业优等生行列。12.98%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仅远高于监管红线，也优于绝大多数上市农商行，这意味着其拥有巨大的业务发展空间和风险抵御缓冲。

当前的指标变动，更多反映了其在对公贷款（占比达53.8%）等资本占用较高业务上的投入加大，是业务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正常消耗。

在负债端，渝农商行再次展现了“零售之王”的护城河优势。

财报显示，其集团个人存款占比高达85.7%，而公司存款占比不足14%。这种独特的负债结构，为银行提供了极为稳定且成本较低的资金来源，是其在息差保卫战中最大的底气所在。

不过，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资产配置的考验。在当前优质资产相对稀缺的“资产荒”背景下，如何将这部分低成本的零售资金，高效地投放到收益率匹配的资产端，成为了管理层面临的课题。前三季度其贷款增速（8.92%）略低于资产增速，表明在信贷投放层面仍有发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