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报手笔）

中国第二季GDP增长放缓至4.3%，不少人继续期盼“救市大招”。不过，正如新加坡经济学家陈光炎指出，中国现时出现“两个经济”分歧现象，分别是竞争力强劲的创新科技经济，以及持续低迷的传统宏观经济，而北京领导人可能更重视前者，甚或愿意作出取舍。正因如此，市场上很多人翘首以盼的放水、刺激内需等政策方向，在中央眼中未必有很大迫切性，外界不宜对此期望过高。

话说中国内地经济自2021年起逐步放缓，每年GDP增速由8%水平渐次下滑。及至今年，中央政府给出的GDP增长目标为“4.5%至5%”。然而，中国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至4.3%，上半年增速则为4.7%。由此看来，下半年经济料须“提速”，至少要避免再“减速”，才可圆满达成今年经济目标。故此不少人期望，中央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大招救市”。

事实上，把时间拉长来看，在中国经济“三头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当中，投资和消费皆陷入持续疲弱，例如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按年下跌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仅微增1.3%；唯独出口支撑大局，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猛增13.4%。

正因如此，中外不少论者皆认为，中国“独沽一味”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并不健康，亦非长久之计，有必要扩大消费内需及促使投资回暖，才可达致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可以说，自2021年至今的多年来，很多人一直期盼中国政府在“扩内需”和“促投资”两方面力发千钧、扭转大局，惟此番愿望一而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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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北京提升国家实力优先

针对“外界盼救市”和“迟迟未出招”之间的落差，南洋理工大学（NTU）经济系荣休教授陈光炎尝试提出一种解释。他日前在NTU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动态：现状与未来趋势”的演讲，提到中国内部目前出现“两个经济”，“一个是引领全球且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一个则是以楼市疲软、地方债务高企、人口萎缩、家庭消费低迷、消费信心脆弱为特征的传统宏观经济。”

据陈光炎研判，中国为了与美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北京领导人日益重视“第一个经济”（创新科技），追求国家综合实力最大化，相对上，对短期经济表现没那么在意。他指出，尽管中国不少人都呼吁中央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例如派发消费券、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家庭收入等，但这种期望恐怕来自误解，“北京的优先事项不是推动增长、改善就业、提高消费，这些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国家实力。”

正因为重视“第一个经济”，陈光炎称，中国政府须把大量资源投入于与国力和竞争有关的新兴领域，包括AI、电动车、电池、机械人、半导体等；鉴于资源有限，这亦意味着对“第二个经济”以及内需和福利的投入不会太多。更进一步看，中国若大力提振“第二个经济”并扩大内需和福利，恐怕会反过来拖累“第一个经济”发展。

举例说，从管治者角度看，假若中国人人都尽情消费、享受福利、减少加班，那还怎样与美国“拼科技”竞争？陈光炎认为，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的最高战略目标，系于增强与美国竞争的长期实力，“这是重中之重，其他一切虽然重要，但都服从于这个最高优先级的大战略。”故他强调，分析中国的经济政策，亦须从这个大战略框架出发。

值得留意的是，现年约70岁的陈光炎并非一般纸上谈兵的学者，他曾担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署署长、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早于1985至1988年间，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应邓小平之邀，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咨询，陈光炎当时便担任吴庆瑞的首席助手。后来陈光炎亦曾以世界银行专家身份，为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至2010年）建言献策。换言之，陈光炎长期追踪中国经济发展，颇了解中国国情及决策逻辑，其研判相信亦有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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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GDP增速太低 或会出手托底

总的来说，建基于“两个经济”框架，外界对中央政府“放大招救市”不宜抱有过高期望；皆因有别于很多市场人士，北京当局底里未必认为“刺激经济”存在很大迫切性。当然，中央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相信亦设有一些底线，例如GDP增速不可太低、失业率不可太高、投资及消费表现不能太差等；倘若经济状况接近这些底线，当局料会出手“托一托”，却不代表会推出雷霆万钧的招数。

或曰，按照陈光炎的讲法，假设中国真的聚焦于“第一个经济”（创新科技），却相对上不太重视“第二个经济”（传统产业）及内需和福利，这岂不意味着，普罗大众不太容易过上好日子？毕竟尖端科技尽管重要，其从业员却仅占全国人口极少数。无论如何，从国家大局出发，待中国的“第一个经济”修成正果、在对美竞争胜出之后，全国人民便有机会获得回报，过上优渥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