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白宫披露美国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正式签署一份被特朗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伙伴”(NABEP)的私营公司拿下了委内瑞拉17个核心油田(约650亿桶储量)的特许经营权。此前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披露这一协议,8月28日他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将此协议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若协议落地,NABEP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美的全球储量第二大石油公司。
美国攫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按下“加速键”
自今年1月美国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不断深度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尽管美国政府通过逐步建立的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框架,已从委内瑞拉获得一定数量的低价石油供应。但在过去8个月里,各大石油企业对进入委内瑞拉仍普遍持观望态度。此次协议因此被视为美国扩大获取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加速键”。
具体而言,美国政府通过持有油田运营企业的股份和特殊治理权,对相关资产的开发和经营形成直接影响。根据协议,NABEP母公司35%的股权权益将转让给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美国政府还拥有对董事任命的否决权,并要求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为美国公民。在利益分配上,NABEP须保证美国国务院可以按照“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及未来经营油田产量的20%,并对剩余80%的产量享有优先购买权。由于“生产成本”购油条款的存在,美国获得的石油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这为美国建立起一条长期、低成本的供应渠道。
委内瑞拉则主要通过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分享石油开发收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称,以每桶65美元为基准测算,在协议执行期内,委内瑞拉预计可获得约2093亿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折合每桶约19美元财政收入,约占65美元参考油价的29%。
协议披露后,美委双方正迅速推进落实。9月1日,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对协议表示支持;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推动NABEP、雪佛龙等企业相关项目落地。
名不见经传的NABEP为何能拿下石油大单?
在特朗普宣布的“650亿桶石油协议”中,一个此前并不为国际能源市场广泛知晓的企业名称突然走到台前——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NABEP)。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石油等传统国际石油巨头不同,NABEP既缺乏数十年的全球经营历史,也不是一家大型上市能源企业。其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扎根于委内瑞拉既有石油产业网络,又与华盛顿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过去两年迅速成为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私人石油运营商之一。由此,NABEP及其控制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Alejandro Betancourt)实际上成为理解此次协议运作方式的关键。
现年46岁的贝坦库尔并非传统石油企业家。他最初的财富积累与查韦斯政府时期的电力危机密切相关。其创办的Derwick Associates(后发展为Derwick Oil and Gas)曾获得委内瑞拉政府多个电力项目合同,此后逐步进入石油行业,并参与Petrozamora相关项目。从这一意义上看,贝坦库尔的商业崛起原本就植根于查韦斯时代形成的政商关系体系。这种经历使他很难被简单归类为“马杜罗政府商人”或“反对派企业家”。他的突出特点恰恰是能够跨越委内瑞拉长期高度对立的政治阵营,在不同政治周期中重新寻找位置。
贝坦库尔进入石油行业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初。当时,其控制的DerwickOil and Gas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相关资本建立合作,并通过Gazprombank Latin America Ventures参与Petrozamora项目。Petrozamora由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体系内的石油公司与俄方相关投资者合作成立,主要运营马拉开波湖附近的成熟油田。
然而,2020年贝坦库尔与马杜罗政府关系破裂,其在Petrozamora的权益被接管,部分资产被冻结,由此一度退出相关业务。此后,由于Petrozamora产量下降,2023年时任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重新与贝坦库尔接触。贝坦库尔才重返委内瑞拉石油行业,参与相关油田恢复运营,NABEP也逐步接手并整合部分业务。
2024年成为转折点。NABEP开始利用委内瑞拉《反封锁法》框架下的“石油生产参与合同”(CPP)扩大业务。这类合同给予私人企业比传统PDVSA合资模式更大的运营和商业化空间。此后两年,NABEP迅速扩大产量。当前,美国称其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雪佛龙,日产量超过20万桶。
真正使贝坦库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是他同时能够进入加拉加斯和华盛顿的决策网络。他熟悉PDVSA、油田资产和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体系,与罗德里格斯保持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便与美国拉美政策圈建立关系。特朗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事务负责人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今年甚至公开称贝坦库尔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并称其对美国政府“非常有价值”。
马杜罗今年1月被绑架以后,这种双重关系的价值迅速上升。贝坦库尔逐步进入特朗普政府处理委内瑞拉石油问题的核心圈层。他不仅能够直接接触罗德里格斯和PDVSA,还与维多(Vitol)等国际石油贸易商保持联系,并参与推动马杜罗被绑架后第一批委内瑞拉石油商业安排。
特朗普为何急于推动这笔石油交易?
从时间节点和协议设计看,这一安排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推动,也反映出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石油恢复速度的不满,更服务于其重新塑造西半球地缘秩序的长期目标。
首先是迫在眉睫的油价压力。持续半年多的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已经推高全球石油和成品油价格。截至9月2日,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12美元,而一年前约为3.19美元。而两个月后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路透社/Ipsos 8月底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已降至33%,71%的受访者不认可其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表现,对伊朗战争的支持率也只有三成左右。特朗普政府内部甚至有人主张在中期选举前避免进一步扩大对伊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委内瑞拉石油首先具有政治上的“保险”意义。特朗普不仅宣称协议将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还提出利用委内瑞拉原油补充已经降至44年低位的战略石油储备。当然,650亿桶地下储量不可能在两个月内转化成汽油,协议很难在中期选举前真正大幅增加供应。它短期最大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向选民和市场传递一个政治信号——即使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国仍能够在西半球找到新的长期能源来源。
其次,特朗普需要解决马杜罗被掳之后委内瑞拉石油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1月马杜罗被掳后,特朗普很快要求美国能源行业投入约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大型企业并未积极跟进。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当时直言,在法律和商业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委内瑞拉仍然“不可投资”;康菲石油同样要求首先解决历史债务、产权和PDVSA改革问题。特朗普对此公开表示不满,甚至威胁将埃克森排除在委内瑞拉开发之外。
资本的谨慎并非没有原因。委内瑞拉目前原油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约300万桶的水平。多年缺乏投资导致油田、电力、管道和炼化设施严重老化,再加上合同执行、政治过渡和产权保障仍存在不确定性,大规模恢复生产需要多年时间和数百亿美元投入。即使是最积极的雪佛龙,其9月2日公布的新方案也仅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过70亿美元,将委内瑞拉业务产量提高至约60万桶/日。这与特朗普年初设想的1000亿美元资本仍差距悬殊。
最后,美国意欲重新确立在西半球的主导权。8月31日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专门以“重新确立门罗主义、将外国对手逐出我们的半球”为标题解释这项协议,并宣称特朗普正在清除中国、俄罗斯和古巴等力量在委内瑞拉的影响,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不再受到质疑”。
特朗普政府所争夺的不仅是石油本身,而是围绕石油形成的一整套控制权。从今年1月起,美国已经将首批约5亿美元委内瑞拉石油销售收入存入由美国政府控制的账户;特朗普当时甚至告诉美国石油企业,未来进入委内瑞拉时“直接同我们打交道”,而不是直接同委内瑞拉政府交涉。如今,美国又通过NABEP协议进一步获得企业治理权、低成本承购权和剩余产量优先购买权。
无占领之名,有控制之实
过去十余年,美国对委内瑞拉政策的关键词一直是“制裁”:冻结资产、限制融资、封锁石油交易,希望通过切断马杜罗政府的经济来源迫使其发生政治更迭。但马杜罗今年1月被美军强绑后,美国政策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目标不再是阻止委内瑞拉生产和出售石油,而是如何恢复其石油生产、重新配置其石油资产,并最终决定这些资源由谁开发、流向哪里以及收益如何分配。
这也使今天的委内瑞拉与2003年后的伊拉克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建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直接承担国家治理职能,但这种占领本身具有明确的制度退出路径:2004年,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结束运作,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2005年,伊拉克通过全国选举逐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换言之,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是高度显性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改造,但其最终方向仍是把日常治理权重新交还给一个经由选举产生的伊拉克政府。
委内瑞拉走的却可能是另一条道路。美国没有在加拉加斯设立类似伊拉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的占领政府,罗德里格斯政府、国民议会以及委内瑞拉原有国家机器也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通过石油开发权、企业股权、资金流向控制以及制裁解除等一系列杠杆,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经济决策。其结果可能是,委内瑞拉在形式上仍由委内瑞拉人治理,但决定国家经济命脉如何运行的关键权力,却越来越掌握在美国手中。
伊拉克展示的是美国如何通过战争推翻一个政权,再通过选举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而今天的委内瑞拉所展示的,则可能是美国如何在保留当地政府外壳的同时,实现对一个国家关键资源和战略方向的实质性支配。对特朗普而言,或许这才是这笔650亿桶石油交易超越石油本身的战略收益。
(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蓝亦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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