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中国足球，又一次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16日，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执委会和领导班子。中国足球是从谷底反弹，亦或是继续一路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一届中国足协今后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成效。

宋凯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

回顾过去，中国足球走了太多弯路。个中原因纷繁复杂，究其根本，无外乎总有人想“走捷径”“抄近道”，盯着短期目标豪赌国家队成绩，陷入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不惜违背足球发展客观规律，在政策上朝令夕改“翻烧饼”。

而面对关乎足球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往往又望而却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老问题没能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一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少年，但青训工作总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最终或流于形式，或杯水车薪。

弯路上越走越远，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决策者在反腐风暴中身陷囹圄，职业联赛“假球”“赌球”丑闻频发，多家俱乐部面临欠薪和解散危机，国家队遭遇惨痛失利，中国足球发展陷入低潮……历史的教训不断证明，越想追求“跨越式”发展，中国足球就越无法得到“跨越式”结果。

今天，当选择再次摆在面前，中国足球要走怎样的路？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足球发展之路，注定是一项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想改变中国足球如今面临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绝不仅仅是走几条山路、过几道坎那么简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足球，需要开启一场新的长征。

开启“新长征”，首先要明确正确的前进方向。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已八年，业内普遍认为方案指导方向正确，内容系统全面，在很多维度上起到积极作用。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一方面源于对改革认识不到位，有人工作中言必称足球改革，实际做法却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源于对改革措施的机械化落实，在协会脱钩等工作中急于求成、搞一刀切，既缺乏相应配套措施，也没有因时而变，使得改革无法真正落地见效。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遥远。每当改革遇到阻碍，就有人说中国足球应该重回过去的“体工队”模式。

这既不符合当今中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悖于越来越开放的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国足球界必须统一思想，保持耐心和定力，扎实推进足球改革。

开启“新长征”，要将“久久为功”和“只争朝夕”相结合，处理好长远目标和短期利益的关系。中国足球既不能再犯过去“唯成绩论”的老毛病，也不能片面强调长远发展，而忽略亟需改变的客观现状。

长期和短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完全能够相辅相成。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足球“百年计划”，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国家队竞技水平的提高，日本队从1993年无缘世界杯的“多哈悲剧”，到2022年世界杯连胜欧洲强队上演“多哈奇迹”，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足球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要积极把握现阶段能够见效的工作——引进高水平教练员提升青训、加强联赛竞争力、提高国家队训练质量……

开启“新长征”，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攻坚克难的勇气。

记者了解到，职业联赛一些“假赌黑”乱象其实几年前就已显现端倪，但最终都在各方的“和稀泥”中不了了之。面对一些复杂问题，管理机构往往选择“鸵鸟策略”，导致矛盾愈演愈烈，进而损害中国足协的公信力和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

现如今，中国足球面临诸多棘手难题：如何在全行业内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杜绝“塌方式腐败”悲剧重演？中国足协有哪些举措来重塑社会公信力和风清气正的足球发展环境？业内已呼吁多年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究竟何时成立？俱乐部股权改革要不要继续推进？归化球员政策是否沿用？引援调节费该怎样处理……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决策者需要拿出智慧与决心，把问题放到阳光下解决，回应大众关切。

开启“新长征”，需要团结的中国足球人。

中国足协、俱乐部和球员本该是共生关系，但三者时常互不理解，彼此间矛盾丛生，又各有苦衷，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形成合力，各自为阵、各自为战现象突出。

这场“新长征”，不独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这是全体中国足球人的长征。这就要求每项政策的制定，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和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实实在在以人为本。

中国足协也要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避免再出现“一言堂”“瞎折腾”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足球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找到中国足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这条长征路注定是任重而道远。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中国足协计划先用一年左右时间，充分调研相关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履行民主决策程序，来逐步处理足球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中国足协的每项决策，都要符合社会大众的预期。先守正，再创新。”

“新一届中国足协，一定要更团结、更努力、更开放、更纯洁、更具勇气。”宋凯说。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中国要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体育要在全球赢得更广泛的影响力，足球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今年球市火爆的中超联赛，还是频频出圈的贵州“村超”，都证明了足球在中国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最对的路也许是最难的路，最远的路亦或是最近的路。但只要校准方向，坚定地走下去，中国足球终将迎来崛起的曙光。

延伸阅读

这轮足坛反腐风暴，非同寻常

近日，随着刘军落马，中超公司成立以来的六任董事长，已全部被查。

自去年11月中国男足前主教练李铁被查起，中国足坛刮起了新一轮反腐风暴。近一年以来，风暴越刮越猛，不仅涉及球员赌球、俱乐部高层行贿，足协高层甚至体育总局的腐败分子也被连根拔起。

9月7日，长安街知事在“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中邀请了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魏昌东教授，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共同剖析足坛史上这场最强反腐风暴。

魏昌东教授和北京日报体育专项记者王洋连线直播 直播截图

长安街知事：本轮足坛反腐有何不同？

长安街知事：与中国足坛新世纪以来的前几次反腐风暴相比，本轮足坛反腐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是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一次反腐风暴？

王洋：与2009年足坛反腐相比，这一轮足坛反腐风暴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第一，涉案官员级别更高；第二，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者说线路更多；第三，涉案金额更大。

从涉案官员级别来看，2009年的足坛反腐更多强调的是反赌（球），当时处理的最高级别的足协官员是两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和南勇。但本轮反腐，已落马的官员中，不仅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涉案官员级别明显高于前一轮反腐。

从负责查办案件的机构或线路来看，2009年，基本都是由辽宁省公安厅主要办理的，起因是追究赌球、打假球，第一批被查的足协内部人员是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4位“名哨”。而这次则是“多线并举”。举例来说，国足前主帅李铁，以及陈戌源、刘奕，都是由湖北省公安和纪检人员带走的；山东泰山俱乐部的主教练郝伟、队员金敬道、外援孙准浩，是由辽宁警方调查的；而杜兆才和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则是由纪委机关牵头调查。这也充分说明了涉案人员身份及案情的复杂程度。

从涉案金额来看，2009年，谢亚龙和南勇的涉案金额最高是120万左右。随着国内的职业联赛在2011年后进入“金元时代”，各家俱乐部每个赛季豪掷上亿元购买球员，足协收到的引援调节费都高达数亿元，所以足协官员和国足主帅李铁可以用身份权力变现的能力也就更大了。涉案的金额比之前的“多个0”也不足为奇。2009年的足坛反腐风暴，最终有57名足协官员、球员和裁判锒铛入狱。这次，从目前的规模和力度来分析，应该不会少于上次的人数。

魏昌东：从刑法学、犯罪学的视角来看，上一轮足坛反腐我们可以称为“散发型”，也就是发生地、发生的团队、发生的人员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而这一次则显示出“集团式”和“链条式”。

“集团式”是指以一定级别人员的腐败为中心，波及到与该行为人相关联的各层当中。“链条式”是犯罪学中突出的一类犯罪模式，就是基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自发性关系，导致足坛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均有可能成为犯罪链条的一部分。

在犯罪学中涉及到犯罪的程度，有一个测量的指标叫腐败的烈度，也就是腐败的严厉程度。从我们目前观察到的信息来看，从1人发案到14人归案，由此显现出犯罪的金额可能确确实实会发生几何倍数的增长。这种集团式、链条式共同导致的腐败烈度的增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截至目前，本轮足坛反腐已有14人官宣被查 制图：李俊瑶

长安街知事：落马人员有哪些腐败手段？

从2022年11月李铁被查开始，足球领域已有14人官宣落马，身份涵盖男足原主教练、中国足协高层、中超公司相关人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长安街知事：这些身份背后，隐藏着哪些滋生腐败的权力空间？

魏昌东：我们可以按身份类型把这14人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

第一类是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在我国国家机构当中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从事管理的副局长，他所利用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其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职责，比如足球运动应当如何发展、经费的处理方式等。

第二类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对于男足主教练来说，他可能掌握入队权、晋级权、合作权，甚至是在特定的比赛当中球员的出场决定权。男足主教练在公办体育组织中行使管理职责，包括管理会员、管理团队、管理合作、管理经济以及相关的奖励分配等，这些环节中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

第三类是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协是一个社团法人，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它依照法律的规定或是政府的委托，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也进行一定的组织管理，包括经济活动的导向、决策、监督，还可能涉及运动员的评级等。14人落马名单中，中国足协的人员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包括足协主席、纪律委员会主任、竞赛部部长等人，这表明这些部门很显然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可能发挥职权进行权钱交易行为的空间很大。

第四类是中超公司。中超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按照公司的治理结构设立不同的层级，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职责。他们行使的具体职权，比如广告与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商业推广与哪些人员合作等，都由特定的公司人员借助于相应的职权来加以实现，这就为腐败滋生创造了操作空间。

将上述人员划分为4类组织中的不同身份，可以发现，其中有些是具有国家或法律授予的相应职能的部门，有些则是纯粹的社会组织，甚至是普通的商业法人，因此在链条式的腐败犯罪中，他们所行使的手段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长安街知事：为何要高压严打足球腐败？

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之所以被称为国足，因为它承载了老百姓太多的关注和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足球反腐不止于足球，让足球运动回归它应有的样子，对净化体育风气、社会风气来说都应该有莫大的作用。体育运动的魅力一方面是运动本身带给我们的快乐，另一方面也是体育精神的传承。我们总说发展中国足球的根基在于发展校园足球，但这些足球腐败给青少年的恶劣影响也许更深，这是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腐败令人深恶痛绝的原因之一。

长安街知事：为什么要高压严打足球腐败？足球腐败的危害是什么？

魏昌东：腐败的发生不仅仅是权力运行的扭曲，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扭曲之下，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的导向、正确的判断，都可能因此偏离其应有的轨迹。

我们关注足坛腐败问题，不仅要关注公共权力是否遭受到滥用，同时也要关注腐败背后的问题——它使得一些人获取利益的手段完全扭曲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从而就造成了社会青年文化体系的整体崩塌。不要让腐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许多人认为“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获得社会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经济利益得以实现的一种主要方式”。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高压严打足球腐败并不仅仅是针对腐败的涉案官员和相关人员，同样对于塑造中国青年社会的文化，具有切实重要的作用。

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人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着巨大的关注和期待，这一份期望必须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加以评价，才真正有可能使体育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力量。

长安街知事：对本轮足坛反腐成果有何展望？

王洋：作为从事足球项目报道的记者来说，我跟很多足球领域的官员、球员、教练打过交道，我希望他们都是干净的，而害群之马是极少数。

如果把现在足坛出现这些问题比作一个充满灰尘的房子，我希望这一次的反腐风暴，能够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还所有的从业者、球迷，以及热爱这项运动的每一个人一片足球的净土。

在此基础上，希望管理者能够按照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稳步推进职业联赛建设，让我们的足球水平能稳步提高，让所有热爱中国足球的人别寒心了，我觉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