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平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翻译《货币之手》的。这本书的原名叫《神秘之手》，恰好符合我作为一名货币银行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人员长久以来对货币政策的感受。这种“神秘”有很多种来源，既包括社会公众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误解，也包括货币政策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还包括一些货币政策背后不可言说的真相。

本书作者之一约翰·范·奥弗特维德曾担任比利时财政部部长和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许多货币政策决策者，并与之交流；也有机会参与一些重要会议，能够观察到一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再加上作者追求真理的信念以及揭露真相的勇气，使得本书成功地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帮我们揭开了货币政策“神秘”的面纱。

社会公众（包括很多市场参与者）对于货币政策很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一方面是，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熨平经济波动，但在经济、金融危机时刻，货币政策可能会束手无策。这种片面认识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们对于经济生活中较少出现的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认为货币政策是万能的，只要央行敢于大水漫灌，就可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这种片面认识放大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们并未意识到一些经济失衡问题可能与体系内的货币流动性无关，自然也就无法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解决。

本书很好地破除了这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作者从一开始就致敬了两位经济学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和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强调了除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外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的重要性，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撰写了关于金融危机事件和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著作。接着，作者通过对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阐述进一步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在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央行在充当最后贷款人之外还可以采取的众多货币手段，包括量化宽松、负利率等。同时，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引言中，作者引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印度银行前行长拉格拉姆·拉詹的话，清晰地表明了一个观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可能只会满足公众的期待，只有实施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在中国，这两种对货币政策的片面认识普遍存在。许多金融市场专家对于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的分析和预测，往往拘泥于短期需求，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市场化、城镇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产出不断接近自然增长率，传统的凯恩斯分析框架中基于均衡增长的产出缺口（就业缺口）、通胀缺口是很难度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短期需求调节就失去了依托。我们的货币政策时刻都在配合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而这些结构性调整往往是长期的。同时，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朝着由创新引领的高质量方向发展，过去的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重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生态，这必然会使经济增长处于过渡性的放缓状态，导致市场中呼唤大规模货币刺激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很显然，简单的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宽松是无法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事实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也受到了过剩产能、过量存货和过高杠杆的约束，不一定通畅。

货币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的。学术研究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抽象且具有普遍性的，而政策实践面临的问题则是具体且特殊的。比如说，许多经济学家秉承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理论，认为从长期来讲货币供给是中性的，只需保持和经济增长一致的货 币供给就可以了；而在货币政策实践中，秉承这样的理念显然过于理想化了。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太可能满足货币中性理论成立的条件；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做到对于经济出现的失衡坐视不管，即便只是短期的失衡。然而，实践不能简单机械地执行理论并不代表实践可以脱离理论的支撑；秉承货币长期中性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而是要以货币中性理论为基准，结合实际，针对背离理论假设的情况采取精准而有效的措施，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很好地展示了货币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清晰地展示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助力形成清晰的方向和思路并避免基本的逻辑错误，同时还需要对现实情况有通透的理解以及综合统筹的能力。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对所有政策制定者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本·伯南克毫无疑问为我们充分地展示了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完美结合。我不能完全苟同作者对于次贷危机成因的分析，但我却百分之百赞成他对伯南克在危机后推出的一系列极具创新、高度灵活、教科书级别的货币政策的溢美之词。从长端利率调整，到资产置换，再到扭曲操作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创新无一不是基于对金融市场的深刻理解，又无一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伯南克对20世纪“大萧条”的跟踪调研以及在金融危机领域的学术研究最终获得了最好的回报。

作为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市场环境不断发展的国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远比发达国家更为复杂，而且是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这种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使得许多人产生了对于学术研究和国外实践的盲目信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部分学者乃至政策制定者试图用一个大而全的模型精准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用于预测经济未来的走势并进行政策校准，然而，这样做可能是徒劳的。经济学和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用途在于定性分析；由于无法控制实验环境，定量分析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作为决策依据，更何况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使得所有的宏观经济模型的拟合度都很低。简单复制国外实践也只是权宜之计，不管是泰勒法则还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中国都缺乏必要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基础。以坚实的理论为指引的政策制定是如此重要，但又如此遥不可及，我们亟待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体系，而这需要我们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相向而行、久久为功。

尽管备受争议，央行还是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中心位置，从普通百姓到达官贵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近百年来，尽管央行的不当政策被认为是许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这并没有削弱央行的重要性，反而使其获得了监管与督导的职责。关于货币，许多知名人士都会引用一句话，即“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拥有了世界”。尽管这句话的源头已经不得而知，但显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重要性是得到了全球几乎所有学者、金融从业人士和政府官员的一致认可的。央行闪耀的光环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任何货币发行都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货币发行往往被人们定义为征收“铸币税”，但很少有人去探究这些税收的真正去向。

本书对于表面光明正大、造福百姓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以及其他负外部性进行了大胆揭露，并定义为各种“综合征”。对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央行而言，其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从窃取邻国财富，到惩罚储蓄者，再到加剧财富不平等，这些无一不是大国央行行长华丽辞藻背后竭力回避的真相；不负责任的短期货币刺激还可能以伤害本国未来的经济为代价，透支未来、过度杠杆、加剧泡沫、削弱实体经济、忽视经济结构改革，这些问题均集中体现了不为世人所知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风险。

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国际“货币流氓”的包装所迷惑。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很流行，它被很多人所追捧，有些人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功能财政”，即政府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平衡，而是实现充分就业。现代货币理论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做了最大限度的拓展，成为赞成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的理由，很好地支持了一些国家增加政府支出的主张，解决了公共政策资金约束的顾虑。然而，如果一国的货币是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其货币发行产生的债务将由全球各国共同承担，其外部性以及财富转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容忍这种只顾本国充分就业而不负国际责任的货币财政政策。当然，我们同样也要警惕本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风险，杜绝推出短视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货币之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