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3%，较上年全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更趋严峻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保持这一增长态势，彰显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强劲的增长潜能。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进一步承压。最突出的是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仍在发展，价格水平低位波动，使企业和居民的信心减弱，投资、消费活动更趋谨慎。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仍呈发展态势，与一季度相比，上半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率从4.2%降低到2.8%，已低于上年全年增速（3.2%），消费累计同比增长率从4.6%提高到5%，较上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但6月当月同比增长4.8%，较5月降低1.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需求收缩仍有发展态势。

价格水平低位波动反映的是宏观经济供求总量失衡

6月CPI同比涨幅由负转正、环比降幅也有减小，扩大消费相关政策效果有所显现。但价格水平总体仍处于低位，6月CPI同比上涨0.1%，较年度2%的预期涨幅差距明显；PPI同比降幅自2月以来持续扩大，从-2.2%持续扩大到6月份的-3.6%。价格水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持续低位波动，表明市场供大于求情况明显而且还在发展，必须高度警惕。价格持续走低会使市场主体的预期不断降低，信心不断降低。具体来看，当市场价格持续低位波动时，企业会预感到未来市场销售困难持续加大，经济效益可能持续变差，因此，其生产经营活动会更趋谨慎。这既会使企业的生产、投资需求不断收缩，也会影响到就业和居民收入，使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需求收缩。这表明，当宏观经济总量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市场机制调节会通过价格水平走低，不断提高总量供大于求的失衡程度；当市场供大于求时，市场机制调节会引导需求收缩不断加剧。

经济增长过程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速偏离合理区间，过高或过低，就会表现为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增速过高，表现为总量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失衡；增速过低，表现为总量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失衡）。科学的宏观调控必须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准确判断经济增长率偏离合理区间的程度。必须明确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进而确定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和政策力度。合理的经济增长区间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供给增长潜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着经济结构变化的潜力，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源泉；既有的产业体系及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决定着供给最大增长潜力，决定着在结构性增长能量推动下经济增速的最高水平。而市场需求的特定水平，则决定着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程度。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供给与需求因素复杂联系、共同决定的结果。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起飞阶段；中国仍然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雄厚的资金资源，加快提高的技术资源，要素资源保障条件对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的支持力度并未下降。综合分析，中国当前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考虑充分就业和生产潜能充分发挥、适度的市场竞争、资源环境保护、宏观经济总量平衡、价格稳定等多方面因素，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宜保持在7.5%-8.5%。据此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已偏离合理区间较多，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已经很严重，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力度已很大。对此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扭转需求收缩必须发挥好政府公共产品投资的关键作用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增量政策推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一季度GDP增长5.4%，实现了良好开局。进入二季度以后，受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推动，消费增速明显提高。同时也要看到，受就业和收入因素影响，当前居民消费信心仍明显不足，消费倾向仍呈下降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会增加当前消费需求，但也会透支未来的耐用消费品需求。

综合来看，若就业和收入增长形势不能持续向好，则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就较难巩固。投资方面，二季度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凸显了市场价格走势引导需求收缩的作用。企业方面，在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企业对未来市场销售前景、效益改善前景预期都不好，生产和投资活动日趋谨慎。这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设备更新政策的效果。这是二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房地产市场方面，多项政策效果虽有所显现，但房价趋涨的预期尚未普遍形成，观望情绪比较普遍。此外，支持刚需的青年购房群体，受就业及收入前景不明确影响，在使用按揭贷款买房方面顾虑较多（担心不能持续支付房贷月供），买房需求也较平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房地产市场供求格局未能改变，进而影响房地产投资降幅进一步加大。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9%，上半年同比下降11.2%。

综合来看，市场价格走势引导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速走低的力度很大，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强。在需求收缩的约束下，二季度经济增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综合来看，当前推动经济回升的力量与引导经济下行的压力相互交织，复杂变化使经济回升的不确定性加大。还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空前复杂，特朗普政府依靠关税等手段妄图攫取不正当利益的图谋始终未改，在我国坚决斗争面前虽有所放缓，但变数依然很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水平较高，我国对美出口面对的壁垒已经很高。故外贸出口也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总体看，增量政策支持的经济回升因素与内外环境复杂变化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正处于相互角力的关键阶段，未来经济运行趋势仍有较大变数。

针对当前形势，必须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必须显著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特别是要显著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2020年以来，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需求收缩持续时间很长，积累的问题很多，难以迅速全面扭转。同时也要注意到，企业和居民的顺周期行为特点。即市场越是供大于求、价格越是走低，企业就越会谨慎投资；居民就越会谨慎消费。简单说，就是钱越不好挣，就越不敢花。这表明市场有引导需求收缩发展，加剧供求总量失衡的内在机能。对于市场失灵及其对扩大内需政策的抵消力量，我们也要有清醒认识。同时，我们对扩大内需必将取得显著成效、必将彻底扭转供大于求格局的前景，也必须坚定信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一文中指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强调政府要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应该看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全面提质升级，加快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各级政府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还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具有充分和足够的能力。

与商品的竞争性、排他性比较，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其生产和供给追求的是公益性、普惠性、兜底性目标，因此，这一领域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我国实践来看，都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依靠经济高增长带动的财税收入快速增长，大量依靠市场融资方式快速补齐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其持续快速发展。同时也普遍存在大中小城市间布局不均衡，城乡间布局不均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公共产品和服务亟待全面提质升级，其发展亟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加快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加快补齐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出发；以及从普遍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和保障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出发，也都亟须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建设投资，并久久为功、高标准、高质量持续下去。从有效扩大需求来看，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主要为政府主导，且主要不追求项目建设运营的经济收益，因此，可以有效摆脱市场机制的收缩作用，有效有力发挥扩大需求、增加企业订单的作用。因此，全面加强政府公共产品投资，必然会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选择之一。

从资金保障条件来看，尽管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财力比较紧张，但这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困难。要特别注意到中国经济长期的高成长性。据此推测，当前发行20年、30年、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其规模即使大幅持续扩大，中长期财政收支平衡仍将有可靠保障。所以，中国政府依靠大规模扩大国家信用支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全面提质升级，有效有力扩大需求的潜在空间非常大。

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非常紧迫，也全面可行。应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方面预留足够大的空间，做好大规模扩大政府公共产品投资的相关准备。要围绕“十五五”规划和中长期展望的编制，多多增加重大项目储备。一旦内外形势复杂变化引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能够及时推出力度足够大的政府公共产品投资举措。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提高，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使全方位扩大内需的效果显著增强。依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加快回暖，支持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回升向好的轨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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