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深甽铝制品行业的起点，藏在长洋村一间废弃寺庙的烟火里。从最初用土法提炼铝灰中的金属铝，到如今运动杖等产品占据全国市场，这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产业路，最初的火种，恰是由一群返乡知青家属与家乡人的互助点燃的。

一、缘起知青：从沪上归乡到山村办厂

1968年的长洋，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归乡人”。他们是上海返乡青年，却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下乡”——这些年轻人的父辈或祖辈，多是民国时期从长洋山沟走出、到上海谋生的乡亲。彼时上海有一家由长洋人郭学序（乡人称之为“二老板”）1916年创办的“华昌印刷罐厂”（后改名为“上海华昌钢精厂”），厂里多招长洋同乡，不少人在沪扎根，形成了“长洋人闯上海”的群体：按乡俗，家中若有三兄弟，一人留乡照料长辈，其余便去上海打拼。

转眼到了上山下乡时期，这些长洋籍上海青年面临选择：要么远赴黑龙江等地插队，要么返回祖籍长洋。对他们而言，长洋有祖屋、有亲人，自然成了更稳妥的归宿。只是这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既不熟悉农活，也扛不动农耕的重体力，日子过得窘迫。长洋的乡亲疼惜这些侄辈，上海的家人也忧心忡忡——一个山村，如何让这群“城里娃”站稳脚跟？

转机来自上海的提议：办厂。让村里人富起来，也让这些年轻人能有份轻省的营生。可在当时，私人办厂被视为“资本主义”，破解之道是由深甽公社牵头，办“社办企业”长洋综合厂——这在政策框架内是允许的。

办什么厂？“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共识。上海华昌钢精厂此时已改制为上海铝制品三厂，其生产中产生的铝灰（含15%-30%金属铝的副产品），正是“变废为宝”的好原料。处理铝灰，既贴合上海的资源，又能规避“投机倒把”的风险，方向就此定了。

二、万事俱备：原料、技术与场地的机缘

原料不成问题。关键人物是上海的长洋人郭余定媳妇俞婉贞，她在上海铝制品三厂有地位、各铝制品厂有人脉，靠着这层关系，铝灰的供应有了保障。

技术与人手的机缘，藏在几位“上海师傅”的经历里。1958年左右，曾在上海铝制品三厂负责铝灰熔炼的郭如南，带着同乡郭如西、郭朝庭、郭永法三位熔炉工回到长洋——他们因“犯错误”返乡；后来，做抛光的郭正弟也加入其中。这些人熟稔熔炉技艺，回到家乡后重操旧业，干得格外卖力。恰似上海工厂的技术基因直接移植到了长洋，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

原料从上海走水路运到西店樟树码头，再靠手拉车一趟趟拉回长洋。铝灰得先捣碎筛出铝颗粒，旧物新用，家用捣臼加“踏碓”——传统农具（“踏碓”是原用于谷物脱壳，靠人力踩踏杠杆带动碓头起落），两三个人合力踩踏，效率就提了上来。

场地选在村南的“大乘寺”（现长洋工业园区内）。寺里早已没了和尚，空房正好利用。工人们用砖块砌起“暖火砖炉”，把铝颗粒放进坩埚，以山上的柴株、柴爿为燃料，拉着大风箱（俗称“牵炉”）熔化铝灰。1970年，第一炉铝液就这样靠着类似“大炼钢”的土法炼了出来。

至于那些返乡青年，体力活干不了，一部分便发挥上海的人脉优势，负责联系厂家、协调发货，成了厂里的“外勤”。一场由返乡青年生计引发的产业萌芽，就在这山村寺庙里，伴着风箱的拉扯声，悄然起步。

三、厂兴村旺：从手工作坊到综合化工的跨越

手工作坊的红火，让工厂有了正式名分——1974年，深甽综合化工厂成立。一年后，郭双宝被深甽公社任命为工厂书记，这位懂生产、善协调的带头人，第一件事就是为工厂“通能”：从独山村接入新安江电网的电，把拉了数年的大风箱换成鼓风机，烧了多年的柴株、柴爿改作煤炭。这一变，熔炉火力更稳，生产效率翻了番，工厂总算从“土法”迈向了“半机械化”。

工厂的成长，最先惠及的是长洋村人。郭双宝拍板：“先给全村家家户户通电！”对世代靠煤油灯照明的农民来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如今电灯一亮，照亮的不只是夜晚，更照开了村民的眼界——他们亲眼看见，办厂能让日子变好，“要想不穷，就得办厂”的念头，像种子一样扎进心里。比起东部长街、力洋一带靠土地“刨食”的日子，长洋人先一步摸到了“工业吃饭”的门道。

这种观念的觉醒，藏着长洋人骨子里的闯劲。早年间，长洋人郭永澜（郭学序之父，坊间称为大老板）闯荡上海滩，郭学序更在钢精行业打拼出一片天，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像血脉一样传给了后代。正是这份精神打底，工厂不再满足于单纯熔铝，开始琢磨“深加工”：

一是用砂型铸造（俗称“翻砂”）技术，造出了冬天暖手的“铝火踏、铝火熜”“铝烫罐”。这种铝制火罐轻便耐用，一上市就畅销全省，成了工厂的“拳头产品”；

二是把炼出的铝锭运到宁波压延厂轧成铝片，拉回长洋后用冲床冲压成小汤匙，甚至后来拓展到电风扇立柱、铝外壳、铝材底板等工业配件。从“卖原料”到“做成品”，长洋的铝制品加工，迈出了关键一步。

此时大部分返乡青年都当上了工人。

四、改革潮涌与环保考题：从村域作坊到镇域扩张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长洋。政策松绑后，“办厂”不再是公社的专属——村民们看着工厂的门道，80年代初，纷纷在自家天井搭起油毛毡棚，办起家庭加工厂。一时间，不仅长洋村“家家有炉、户户炼金”，周边村落的人也学着长洋模式，或合伙办厂，或上门学艺。从铝片冲压到小配件加工，整个深甽境内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热火朝天的场面随处可见。

但繁荣背后，隐忧渐显。家庭作坊多了，铝灰需求陡增——这东西本是上海铝制品厂的废料，如今成了“香饽饽”。为抢原料，长洋人跑遍全国，从东北的铝厂到南方的冶炼车间，哪里有铝灰，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原料网越铺越广，可分散的小作坊没章法：长洋村本就依山而建，平地稀缺，作坊挤占了宅基地与耕地；废料乱堆、烟尘直排，溪水开始发浑，村口的空气里总飘着股焦糊味。

更关键的是，长洋作为山村，交通、仓储、电力等基础设施难以支撑产业升级。此时的深甽镇（公社驻地）凭借区位优势，逐渐显露出集聚潜力：它紧邻省道，有更宽的平地、更强的供电能力，且公社（后来的镇政府）正规划工业片区。一些头脑活络的长洋人开始把工厂往深甽镇上迁——那里既能承接长洋的技术与客户，又能摆脱山村的局限。“长洋点火，深甽添柴”的产业扩散格局，在这时悄然成型。

五、转型阵痛：从散户合股到深甽集群

环保的红线越收越紧，零散的小作坊难以为继。2004年，一场更大规模的整合开始了：在镇政府引导下，长洋及周边的小工厂主动合股，把所有生产点集中迁到深甽镇小毛岭陈草岙工业区，统一建厂房、通管网、设环保设施，搞规范化生产。这一步，不仅让分散的“星星之火”聚成了“一团火”，更标志着铝制品产业彻底从长洋村的“乡土作坊”，蜕变为深甽镇的“区域产业”。

2013年，环保要求再升级：炼铝必须配套全套环保设备，铝灰得“吃干榨净”。迁到工业区的企业抱团投入，引入过硫酸铝处理技术，把铝灰中的残余铝提炼率提至90%以上；剩下的二次灰，送水泥厂做添加剂，或供净水器厂制净化剂，真正实现“废料零排放”。当时政府对达标企业还有环保补贴，深甽的铝制品厂靠着这股劲，闯过了环保关。

可转型并未止步。2017年，随着环保政策“一刀切”，熔铝环节被彻底叫停。这一次，深甽人没有回头——既然不能炼铝，就专攻加工！他们把长洋时期积累的铝制品加工技术，迭代升级后用到更精细的领域：从简单的锅铲汤匙，转向户外装备、精密配件。长洋村的老作坊虽已歇业，但它播下的技术种子、闯市场的劲头，在深甽镇结出了更丰硕的果实。深甽就此甩掉“熔炼依赖”，走上了以铝制品深加工为特色的快车道，为后来运动杖等产品占据全国市场，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从当年熔炉工匠们拉着风箱炼铝，到如今车间里机械臂运转，这段从小山村起步的产业路，也是浙江民营经济慢慢发展的一个缩影。

采访时间：2025.8.9.-8.10.

口述：郭大进、郭家安

记录整理：水东居士（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