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放宽固然让更多人能有机会进入体制，但进入之后，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晋升，才是真正的考验。

撰文丨青柳

今天（10月15日）8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启动，共计划招录3.81万人。

本次招考最引人注目的，是国考首次打破了“35岁门槛”。《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显示，国考打破了“35岁上限”，要求报考者年龄为38周岁以下。

而对硕博应届毕业生，年龄要求更宽松，放宽到43周岁以下。由此，报考者年龄上限从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士、博士，从40岁提高到43岁。

对此，社会普遍寄予了高度关注。毕竟，从难度和价值上说，国考被称为国内考试天花板是不为过的。

连国考都不再强制要求“35岁以下”，相信是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对其他所有挑挑拣拣的用人单位发出一句拷问——“你怎么好意思还坚持35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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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公务员考试放宽年龄限制不是个例，各地都已经在尝试突破。

比如根据此前上海市2025年度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公告，报考条件为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山东、新疆、贵州等地发布的事业单位招聘公告显示，将部分岗位年龄要求放宽至45周岁以下；四川眉山和遂宁等地将招聘年龄限制放宽至本科38周岁及以下，研究生43周岁及以下。

这些放宽的幅度，和国考基本一致。这说明突破35岁限制，已经从地方探索凝聚成共识了。

仔细想想，为什么社会上形成了“35岁门槛”这样的印象，相当程度就来自于考公考编的要求。此前在很多招考要求里，35岁就是被明确标记的，包括国考。

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发布，报考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年龄为35岁以下”。2019年，中组部修订《公务员录用规定》，明确报考公务员的年龄要求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此后，这一标准被一些事业单位及企业在招聘时采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常说的职场“35岁危机”都是考公考编造成的，但“35岁以下”的硬性门槛在长期的信息传播与招聘实践中起到了“符号放大”的作用：它被不少用人单位拿来参照，当作简化筛选的省事阈值。

“35岁门槛”当然也不仅限于求职，在晋升提拔时这同样异化成了一种刻度。比如此外还有“35岁危机”的说法——在企业，35岁没有升到管理层，就很有可能被优化。

于是，制度性门槛与市场用工惯性相互强化，才塑造了大众印象中的“35岁门槛”。

而要打破这个近乎魔咒一般的年龄，很多人都想到了，就是从公务员考试切入。

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都曾在全国“两会”的场合公开建议取消公务员遴选的35岁门槛。

在巨大的呼声之下，如今终于迎来了国考松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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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次年龄放宽的幅度，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节奏几乎同步。

延迟退休的方案，是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

可见，国考放宽是3岁，延迟退休也是3岁。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考放宽年龄和延迟退休一定有什么紧密关联，而是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过于严苛的年龄限制，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人口形势。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这个数字绝对值似乎不高，但这其实是个平均数，代表普遍的教育延长。

尤其是随着大学和研究生的快速扩招，那些能够应对海量的行测题、写出高质量申论的高素质人才，很多人毕业的时候早已经不年轻了。

如今本科生毕业年龄普遍在22岁左右，硕士在25岁，博士在28岁。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中间不存在任何复读、二战三战之类的情况。

如果他们一毕业就瞄准公务员考试，似乎这个时间距离他们碰到上限，哪怕是此前的35岁和40岁上限，似乎都很遥远。

但现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未必能一战升学，很多人未必大学一毕业就考公考编，即便考公考编也未见得就能一次上岸。你如果在社交平台一搜，就该知道闷头学习、N战考公的人有多少了。

那么把这么多意外因素考虑进去，事实上留给普通人的时间并不多。更何况不少岗位很多人本来也是不能报考的——那些岗位只要应届生，在很多招考中还占大多数。

这对于很多“有志于考公”的广大考生来说，这就更难了——报考的岗位有限，还有年龄限制。

既然教育程度、人口形势已经达到了今天这个层次，那么有所放松也是理所应当的。

一位完成本硕博全程教育的青年，进入社会时往往已接近30岁。社会的整体教育延长必然导致职业起点后移，而原先固定不变的年龄上限，反而与现实脱节。

因此，这实质上也是对整体“成长节奏”的制度回应。过去的社会结构假定人们在二十出头步入职场、三十岁成家立业、四十岁稳定晋升，但如今，这一节奏已经彻底被改写。高等教育的普及、就业竞争的加剧、职业路径的多样化，逐渐让晚起步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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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把考公考编视为“上岸”的今天，似乎已经无暇去谈上岸之后怎么办，普遍心态似乎是——“谁管那么多，先上岸再说”。

但还是不可避免要面对一个问题，如果压着年龄上限进入了公务员队伍，还有没有职场上的优势？

比如也有人提出，一把年纪的“35+”，和00后一同考上，在干部年轻化的背景下，还有没有未来晋升上的空间？

也有人提出，这些上了岁数的新晋公务员，他们过去的经验、知识、技能，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

这些疑问其实很现实，也很有代表性。年龄放宽固然让更多人能有机会进入体制，但进入之后，能不能适应、能不能晋升，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些问题应当考虑，毕竟公务员考试不只定位为就业蓄水池，更应该是选拔公共治理人才的重要渠道。

如果只关注入口的放宽，而忽视了入职后的培养与使用，也容易造成另一种结构性浪费。对于35岁以上的考生，进入体制只是起点，后续能否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行业中的经验价值，才是政策能否真正发挥效用的关键。

从管理角度看，这意味着需要在岗位匹配、培训规划和晋升机制上作出调整。其实这也是让年龄放宽的政策价值能够最大化的关键，既让那么多有志于考公的“中年人”还有一个进体制的机会，也能让新晋的公务员队伍结构更加多元、更贴近社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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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值得多说一句，公务员考试作为一种风向标，当它宽松了，能不能起到一种示范，带动年龄限制整体松绑？

相信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这种效果。至少在考公考编甚至是没有编制的合同工招聘中，都有可能捞起一部分大龄考生，这个体量并不低。

比如今年某地燃气有限公司的一纸录用公示，就出现了一名41岁的北京大学本科生，以及一个39岁的艺术设计专科生。

虽然后来相关单位解释北大本科生系“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历”，但这也许没那么重要，原本“35岁”就会被直接刷掉的他们，依然找到了工作。

这应该会带动更多用人单位重新审视“年龄门槛”的合理性，未来哪个用人单位再明晃晃地挂出“35岁要求”，人们批评起来至少有了一个大义名分。

但客观上，就业中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其实不少。除了年龄，还有性别、地域、第一学历，甚至近些年都进化到了星座、血型、MBTI人格测试。这些千奇百怪的限制，之所以能够出现，大概原因只有一个：

用人单位太有得挑了。

不同年龄、特征、能力的人，理论上在职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态位。但之所以还会被种种设卡，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蓄水量不够，大鱼容不下（大鱼也可以是年纪大一点的鱼）。

所以，缓解年龄限制也好，或是任何就业歧视也好，千回百转最后锚定的方向只有一个——活跃经济，做大市场，装得下各种各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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