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投研资讯

（来源：瑞银全球研究）

张宁

Ning Zhang

瑞银高级中国经济学家

我们预计到2025年底，中国可以实现“十四五”规划中的大部分目标（包括城镇化、创新、民生和环保等相关目标）。展望下一个五年，哪些关键宏观主题值得投资者关注？

“隐性”增长目标可能依然稳健，

若关注“名义GDP”则为利好

中国于2025年10月20-23日召开四中全会，届时将公布对制定“十五五”规划（2026-30年）的建议，新五年规划最终版将于2026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和发布。

“十四五”规划中未设定明确的五年GDP增长目标，实际的“隐性”五年规划期目标为5.0-5.5%（基于2021-25年的年度目标平均值）。对于“十五五”规划，我们预计“隐性”GDP目标可能小幅下调到4.5-5.0%的稳健水平。中国之前设定了到2035年将人均GDP（瑞银预计2025年为14,000美元）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及将实际GDP规模较2020年翻番的长期目标，这都需要名义GDP稳健增长，以及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或有所升值。

如果规划中明确强调名义GDP增长、或提出针对通胀的约束性目标，这会超出市场预期。

“十五五”规划中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关键宏观主题？

1

高质量增长和新质生产力是首要任务，

由创新和产业升级驱动

我们认为促进“高质量增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是未来十年的首要任务，主要由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中国可能再次设定“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的研发支出增长目标，我们预计其占GDP的比重可能从2024年的2.7%增加到2030年的3.2%。中国或将继续大力支持基础和前沿研究，以及与“自主可控”相关的技术瓶颈领域。

2

以消费为重点提振内需

为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且更为均衡，我们预计“十五五”规划将比“十四五”规划更加重视提振消费。潜在举措或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和信心、增加财政支出改善社保体系、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尤其是服务业）、消除制约消费的繁复流程和约束性限制，以及加强消费相关基建投资。

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会考虑在“十五五”规划中设定明确的消费占GDP比重官方目标，或计划将其从2024年的56.6%提高到2030年的58-60%。另一种可能是，新五年规划计划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24年的39.9%提高到2030年的43-45%。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消费总额或达14-15万亿美元，较2025年增加3-4万亿美元。

3

“投资于人”，完善社保体系

2025年两会上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推动更多资源“投资于人”。我们预计新五年规划可能会重申该主题，采取措施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增加职业培训和劳动力流动，扩大在教育、医疗、育儿、养老、社保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4

反内卷和统一大市场

我们预计新五年规划中反内卷行动的政策动能将增强。尽管全面的顶层指导方针可能要到2026年才能完成筹划和发布，但新五年规划或有助于明确反内卷行动的一些战略目标和核心原则，可能包括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遏制地方政府无序投资，促进地方消费。新五年规划可能仍主要聚焦供给侧措施，而提振需求将是反内卷的成功关键。

5

深化对外开放战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过去5年，中国取消了制造业“负面清单”的所有外资准入壁垒，放宽了金融业对外资的限制。我们预计新五年规划将进一步向外商投资开放中国服务业，重点关注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旅游、体育、金融等领域。

另一方面，我们预计新五年规划将加大对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海外，与全球供应链进一步整合，与全球同业竞争，特别是具备强劲竞争力的新兴行业，如新能源汽车、电池、先进机械、电商和新消费等。尽管如此，“转口贸易”及“原产地规则”限制收紧或给中国企业的海外产能和生产带来挑战。

6

较为进取且具有挑战性的降低碳排放目标

根据“十四五”规划期间的碳排放强度削减幅度，如果中国政府维持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设定的较高目标不变，2026-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应降低24%以上，这一目标较为进取且具有挑战性。

和此前政策调整一样，政府在新五年规划中可能不会设定能耗削减的官方目标，而是主要关注碳排放控制。此外，我们预计新五年规划或将设定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25%的目标（2024年约为20%）。这表明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以及智能电网、储能和新能源汽车等相关领域的投资在中长期仍会持续稳健增长。

7

财税体系改革有望加速

中国政府已在去年的三中全会上发布了未来十年的结构性改革纲要，其中财税体系改革是对其他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的重要任务。我们认为政府可能发展更多“直接税”，将资本利得和资产相关收入等纳入个人所得税税基，进一步解决地方政府收支责任错配的问题。新五年规划或要求：

将更多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政府（目前全部归中央所有），并将消费税征收从目前的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

调整共享税（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央地收入分配权重；

将现有各类附加税费合并新设“地方附加税”，允许地方政府自行设定税率；

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及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