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以“加强区域联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为主题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当下全球金融协调机制面临的困境、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漏洞，以及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新挑战与新可能展开深入探讨，共同勾勒出清晰而务实的核心共识，即在碎片化加剧的世界里，区域联动不再是可选项，而是金融安全稳定的必由之路。

危机催生共识

3月25日，多位嘉宾在会上提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催化剂，而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正在检验这套机制的成色。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主旨发言上表示，传统上，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被视为国内事务，但随着全球化深入，资本流动激增、跨境融资扩张、资本市场合作、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各国经济关系已空前紧密。但真正推动协调机制落地的，是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催生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则推动其升级为领导人峰会。

“危机总会消退，协调的诉求也随之减少。”周小川表示，当前一些大国对参与G20峰会的兴趣明显下降，决策者更多聚焦国内问题。与此同时，地区性战争加剧了大国紧张，进一步削弱了国际协调的动力。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协调应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比过去处理起来更棘手了。”周小川坦言，我们需要多边的解决方式，而不仅仅是双边或者是区域的措施，去解决全球不平衡的各类问题。

蒙古央行行长那仁朝格特从本国实践角度分享了三条合作路径。首先，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中蒙2011年启动的双边货币互换试点，不仅是危机时的流动性支持，更可成为鼓励贸易、解决区域威胁、促进央行合作的有效方式。其次，应建立多层级的金融安全网，弥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在重大危机时反应不够及时的缺陷，尤其要覆盖当前被排除在外的中等收入国家。第三，气候风险需要区域合作，加强监管一体化，蒙古已启动国家层面首个气候场景分析试点，但“这个问题不能靠一个国家去改变，我们需要区域层面的创新合作”。

那仁朝格特强调，“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上升，任何单一国家或央行都无法独立应对当前挑战。因此，各方亟须加强合作、共享经验、拓展货币互换网络，携手构建稳定且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共同推动亚洲的繁荣发展”。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李扣庆也表示，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近期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促进金融稳定、加强区域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托马斯·赫尔布林则从制度设计角度强调，应建立相应制度安排，确保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及时提供充足流动性，避免因融资需求响应时间过长而延误应对。他认为，应设立灵活的融资额度，为成员国提供有效支持。区域合作安排是一项制度性建设，需要构建制度化的流动性机制，并明确相应的获取标准。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需各方积极应对、深入探讨解决方案。

探索支付互联互通新蓝海

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嘉宾们形成了高度共识——支付体系的互联互通是当前最具可行性，也最具潜力的区域合作方向。

周小川将支付系统列为迫切需要国际协调的四大领域之一。他指出，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属于金融基础设施，在亚洲国家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如新加坡在这方面表现亮眼。“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便捷的跨境支付，如游客、网上商家、中小型贸易交割都可能通过跨境支付体系实现。”

泰国央行副行长比迪·笛瑟亚塔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过去十年，东盟已成为发展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活跃地区，如泰国二维码支付与十多个国家连接（包括中国），与新加坡2001年建立的即时支付连接将交易时间从两天缩短至几秒。目前，东盟正在建设多边框架以取代双边连接网络，预计几年内投入运行。更重要的是，从韧性角度来看，这一措施也显著提升了本币结算占比，如泰国17%的贸易使用本币，过去五年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本币占比从9%增至19%，东盟内部本币使用占比也实现翻番。

但比迪·笛瑟亚塔也谈及了支付互联互通的两面性。高度连通的数据系统在促进合法交易的同时，也为跨境电信诈骗等非法活动提供了便利。“单靠某一个国家的行动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防御墙加高之后，相关活动就会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协调和全球合作来实现更高的韧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对此强调，东盟正在推动多边即时支付框架，使本地区乃至区域外的国家更容易相互连接。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则从欧洲视角补充，认为建立双边融资互换机制至关重要，“它可以提升央行能力，使资金更加安全和健康”。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地区首席代表张涛将讨论引向更深层次的技术变革。他指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正在重塑金融体系，从提升金融中介效率，到实现债券、存款凭证等金融工具的可编程化。他表示，这类技术能够优化发行、清算等各个环节的流程，减少交易摩擦，提升金融市场透明度。

然而，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张涛坦言，算法交易在压力情境下可能放大市场波动，数字平台之间的高度互联也使风险传导更为迅速，网络安全与数据操纵问题正成为各方共同面临的隐忧。“合作不可或缺，在技术变革的世界尤为如此。”张涛进一步指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多边平台开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国际组织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值得信赖的合作平台，能够连接全球不同区域与机构，各方应在此方面持续加强合作努力。

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在肯定支付体系进步的同时，也提出审慎考量：“即时的支付体系虽然有效，但也让‘了解你的客户’等审查变得更加困难。”他特别提到，地缘政治变化使得央行之间的交易面临挑战，“这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迫在眉睫的流动性挑战”。

将金融稳定性置于优先位置

在圆桌讨论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主任魏翰泽抛出一个观察：亚洲国家似乎不太愿意将汇率作为吸收外部冲击的工具，这与其他地区市场形成鲜明对比。

中尾武彦对此解释称，亚洲国家在使用汇率作为缓冲方面比较犹豫，一方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记忆使各国对汇率波动高度敏感，担心影响国家可信性；另一方面是汇率贬值会引发通胀，升值则打击出口竞争力。“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央行应该更多关注汇率的稳定性，而不是只把国内的价格压下来，这当然是日本央行要考虑的，但对任何国家来说，汇率的稳定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太把它当成缓解冲击的工具。”

周小川则表示，汇率变动会通过信心与资本流动渠道被夸大，实际需要的调整可能远小于汇率波动的幅度。

那仁朝格特则从蒙古实际出发坦言，对出口依赖型经济体而言，汇率稳定关乎通胀与投入品成本，“央行承受着维持稳定的巨大压力”。丹尼尔·保洛陶伊则强调，汇率过大波动会直接影响通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有多层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针对这一问题，张涛回应指出，亚洲经济体与拉美新兴市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拉美国家普遍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对汇率波动较为宽容；而亚洲国家则对汇率变动格外审慎，高度关注其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他认为，这对双方的经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亚洲之所以表现出这一特点，核心在于其将金融稳定性置于优先位置。

托马斯·赫尔布林认为，亚洲新兴市场发展程度提升后，已比以前更愿意容忍汇率波动。随着各国央行框架发生变化，汇率调整可以更好地和通胀框架进行协调。另外，在发生外部冲击时，可以考虑不同的调整汇率的方式，对冲击进行一定缓冲。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周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