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在书房读文献 受访者供图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间文书研究体系，要把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梳理清楚。

■这些文书，如果我不捡回来，不研究，它们可能就真的化为尘埃，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就是冷门绝学的处境，寂寞，可能无人理睬，却又至关重要。

■这些文书承载着无数普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我们整理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家族的记忆，是民族的信用。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监管和合理利用。这一部署为历史文献保护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河南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孙建国已经在抢救历史文献的“冷板凳”上默默蹲守了近四十年。他主持的“闽南文书‘顺成书柬’整理与研究”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重点项目。当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号角吹响，这位年逾花甲的学者依然行走在中华大地，在田野调查中寻找经济学史的蛛丝马迹。他用一颗赤子之心，让沉睡的民间文书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1963年，我出生在河南兰考，那是焦裕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一片充满了厚重历史的土地。我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这种与生俱来的黄河边的泥土气息，注定了我的学术底色——脚踏实地，从泥土中寻找答案。

我的学术之路，起步于河南大学。1983年，我踏入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不能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应该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史。”本科时期，这个念头就逐渐镌刻在了我心底。

后来，我获得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这些留学经历对我触动极大。在国外大学的研究所里，我看到了他们整理中国民间文书的系统性成果。那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账本、契约，在他们眼中却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宝库。那一刻，我萌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间文书研究体系，要把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梳理清楚。

回国后，我一头扎进了利用材料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我研究的领域宽泛，但都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充分利用原始档案及文书资料进行研究。我清晰记得当年每周末逛上海文庙旧书市、到乡下调研信用社资料等情景，每每为收获发黄的碎纸和破旧文书资料高兴不已。

梳理我的研究经历，从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信用机制的整理到企业信用保证制度的分析，从红色金融文化遗产整理到中原茶路研究……这些看似分散的主题背后，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信用”。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的信用体系究竟是如何演变的？西方的信用是建立在契约和法律之上的，而我们中国人的信用，往往建立在人情、面子和道德约束之上。这种差异，正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密码。

破解中国商业文明的信用密码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必须走出去，去田野，去民间。

人生的际遇往往藏在偶然之中。几年前，我主持“中原茶路研究”。为了追溯茶叶贸易的脉络，我和团队一路南下，走进了福建的崇山峻岭。

那是福建的一个寻常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海风和茶香。我们在泉州的一个旧货市场进行田野调查。在一个不起眼儿的摊位上，一捆即将被当作废纸处理的旧纸堆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堆发黄、脆裂，甚至沾染着霉斑的纸片。

我随手拿起一张，轻轻吹去上面的浮尘。那是毛笔书写的字迹，虽然历经岁月侵蚀，但依然苍劲有力——顺成书柬。

我的心脏在一瞬间抽紧。凭借多年的学术经验，我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废纸。经过了解，这是一批原泉州市南安县顺成宝号的账簿、契约和书信集。

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小心翼翼地向摊主询问这批文书的来历。经过多方努力和后续不断的搜集，我们最终抢救回了这批珍贵的资料。这就是后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闽南文书——顺成书柬。

这批文书不仅仅是简单的账目记录，更是一部闽南侨乡社会的百科全书。透过这些文书，我看到了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相连；看到了海外华侨如何寄钱回家，如何在家乡置办产业；看到了传统商号如何在动荡的年代里，维系着复杂的信用网络。这些文书，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来时路。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这些文书，如果我不捡回来，不研究，它们可能就真的化为尘埃，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就是冷门绝学的处境，寂寞，可能无人理睬，却又至关重要。

拿到顺成书柬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困难首先来自识读。顺成书柬并非我们习惯阅读的印刷体，而是手写体。更棘手的是，其中夹杂着大量闽南俗字、当地方言缩略语，甚至是商人们为了保密而独创的暗号。

为了解开暗号谜题，我连夜联系了厦门大学几位研究闽南方言的专家，又专程跑去泉州拜访了几位八旬高龄的老会计。经过多方求证，我才恍然大悟：那是旧时闽南商号为了提高记账效率，约定俗成的一种简笔字，有的代表货币单位，有的代表货物品类。

更现实的挑战是文书的保存状况。这批文书在民间流转多年，遭受了严重的水渍、虫蛀和霉变。有些纸张已经脆如蛋壳，稍一用力就会粉碎；有些账簿粘连在一起，仿佛长在了一块儿。

为了抢救这些脆弱的文书，我把办公室变成了“手术室”。我购买了专业的古籍修复工具，和学生们戴着手套，拿着镊子，屏住呼吸，一点儿一点儿地将粘连的纸张揭开。每一张纸片的分离，往往需要耗费数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这时候，我们不仅要有学者的耐心，更要有绣花姑娘般的细致。

有一次，为了修复一张光绪年间的借据，我趴在工作台上整整一个下午，脖子僵硬得几乎动弹不得。当那张字据终于完好地展平在玻璃板下时，我才发现后背早已湿透。那一刻，身体的疲惫被巨大的喜悦冲淡，因为我知道，我又拾起了一块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碎片。

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在顺成书柬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有一封华侨从菲律宾寄回南安老家的信，信纸已经泛黄，折痕处磨损严重。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海外打拼的艰辛，以及每一笔汇款用途：给母亲买药、给孩子交学费、修缮祖屋……

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漂泊在外的商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下对家乡的思念。那真挚的情感，透过纸背直击人心。我对学生说：“这不只是账目，还是人心。这些文书承载着无数普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我们整理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家族的记忆，是民族的信用。”

我曾在一次主旨发言中说：“地方文书的发现，改变了区域经济历史研究的逻辑。”通过对顺成书柬的研究，我发现传统商号企业在制度演进方面是不断创新的。他们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保守落后，相反，他们构建起了传统商号与政府、商会、企业、社会之间的区域性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极具韧性，是现代企业信用的雏形。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作为河南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每年暑假，我都会带着学生去开展田野调查。我们走过河南的山村，去过福建的古镇，也深入过山西的深宅大院。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调查，为了寻找一家老票号的遗址，我们顶着烈日，在山里徒步了好几个小时。当破败却依然宏伟的院落出现在眼前时，学生们欢呼雀跃。那一刻，我看到了学术传承的希望。

人才团队的通力合作，让我们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我的团队成员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票号原始文献整理研究与遗存保护数据库建设”，我也主持完成了天津市揭榜挂帅重点项目“红色金融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遗产保护名录编制”。

每当看到学生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看到他们在学术会议上自信地发言，我比自己获奖还要高兴。因为我知道，冷门绝学后继有人了。

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从1983年踏入历史系的大门，到现在已经整整43年了。这43年里，我见证了经济史学科的成长，见证了中国学术界对民间文书重视程度的提升，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投入冷门绝学的研究，这真是充满着生机和希望的43年。

未来的路还很长。近万件闽南文书还在等着我去解读，成堆文书资料等着我去整理和数字化，海量文献等着我去进一步研究。我就像一个在沙滩上拾贝的孩子，面对浩瀚的大海，永远充满好奇，永远不知疲倦。我相信，只要有人去守望，历史的微光，终将照亮未来。

（本报记者 张赟芳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4月07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张赟芳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