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数据显示，线上渠道销售占比已达86.35%。从电商平台到直播带货，“互联网+”的图书销售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而一些以“清仓破价”“正版微瑕”为噱头的低价引流、伪装盗版、同质化“投流书”泛滥、图书错放类目规避审核、直播瞬时上架不留痕迹等新型乱象，也不容忽视。有资深图书编辑慨叹：随着违规行为手段更隐蔽、触达更精准、治理更艰难，正在悄然侵蚀正版出版的生存空间。

网络售书不应只是“卖得快”，更要“卖得正、卖得久、卖得有价值”，这才是出版业面对平台时代应有的责任和方向。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夏德元认为，应从“处理链接”转向“治理生态”，从提高国家准入门槛，建立跨平台侵权商家黑名单和高风险书目库，追溯侵权行为供货链、资金链和投流链，加强消费者教育多方面推进。

乱象翻新：盗版“易容”上架 流量野蛮生长

一元一本？一元秒杀？从直播间里惊人的话术和价格不难看出，网络售书的违规套路早已跳出传统盗版范畴，形成了“伪装—引流—规避监管”闭环。尤其在童书、教辅、畅销书等热门领域，不法商家常用“正版微瑕”“清仓尾货”“内部渠道”等说辞为盗版书背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吸引消费者。

出版之困：价值与流量两难全

面对层出不穷的乱象，身处一线的出版社与编辑们，正承受着维权艰难、流量挤压、价值失衡的多重压力。在盗版治理上，出版社大多只能事后补救，且往往“流程复杂、漫长、治标不治本”。

贺宇轩认为出版社“深受其苦，却无力反击”，“常规的操作甚至是由出版社出钱买断盗版书，再进行举报退货。”此外他认为，平台也很难完美监控盗版书，“比如视频号平台需要图书版权页作为审核依据，但是影印版的版权页也一样可以过审。而且，对于盗版店铺的举报和惩罚效用并不大，店主可以随时更换下一个店铺继续售卖。”

流量逻辑的渗透，更在深刻改变出版的选题与创作生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吴洁静对此感受深切，如今民营出版公司涌入公版书领域，依靠强营销、大投流迅速抢占市场，“以伍尔夫作品为例，我们社推出的系列作品销量本已不错，但同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有的版本凭借强势渠道与流量推广，市场表现更为突出。”她认为，“以前选题会只要去论证内容价值，现在最要紧的环节是‘发行十问’，从目标读者、触达渠道到传播文案都需围绕流量考虑。”

网络销售的无序低价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了商业利益与文化价值的冲突。价格低、折扣多、平台大V抽成多，都在压缩图书的盈利空间。吴洁静向记者算了一笔账，版权书（新书）成本比公版书高出至少一成，加上给名家的高额预付金，一本书往往要卖出十万本以上才能盈利，可新书一上市就被迫打折，根本没有利润空间。而这也会影响选题偏好从版权书向公版书倾斜，“但好的公版书经常都做过了。”某出版社刘编辑也直言，对市场书而言，“由于网络销售折扣偏低，所以书籍定价也会不断走高，导致正常的线下购买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形成非常大的矛盾。”

除了对正版图书市场空间的挤压，低价盗版书更深层的伤害，是压低读者对图书价值的认知。夏德元认为，“如果图书长期被塑造成‘越便宜越好’的普通低价商品，优质内容、专业编辑和版权价值就会被遮蔽。长远看，这会削弱出版社投入原创出版、精品出版的能力，也会损害作者权益和读者信任。”

破局之道：从“治链接”到“治生态”

尽管“破价书”“盗版书”对行业造成了不小的损伤，但在贺宇轩看来，真正损害“腰部”市场的，更直接的可能是“平台”的失效。他表示，当下媒体平台流量趋于垂直化、用户定位更加精细，而图书本身并非高度垂直的商品，在这种传播环境下明显受限。加之视频、播客、自媒体等信息形态泛滥，图书相关内容被大量淹没，平台已难以发挥有效的筛选与推荐作用。

违规售书嵌入平台流量机制，借助算法推荐完成精准投流，这在夏德元看来，是新乱象更精准、更隐蔽的核心原因。“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低价卖盗版’，而是盗版供应链、直播营销、算法分发和消费者低价心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隐蔽、更精准的新型灰色链条。”

因此，破解网络售书困局，不能只停留在“治链接”，更要转向“治生态”，而这需要平台、出版社、监管部门与消费者形成合力。“一是提高图书类商品的商家准入门槛，要求提供出版物经营资质和正版进货凭证；二是建立跨平台侵权商家黑名单和高风险书目库；三是对反复售假、组织化侵权行为追溯供货链、资金链和投流链；四是加强消费者教育，让读者认识到异常低价背后可能存在版权和质量风险。”夏德元说。

图书市场的问题并非孤立的。一个健康、有序、有温度的图书出版生态，也是推动全社会商业生态改善的缩影。网络售书乱象不断“翻新”，意味着“部分平台商业生态中过度追求流量、低价和短期成交，而忽视规则、诚信和长期价值的问题。治理网络售书乱象，不只是为了保护几家出版社的利益，更是为了重建一种更健康的商业秩序。”夏德元说，破解网络售书乱象，最终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平台和出版社，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形成一种新的共识：便宜不应以侵权为代价，流量不应突破法律和伦理底线，消费便利也不能牺牲知识创造的基本尊严。

（来源：文汇报 作者：孙彦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