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资产负债表,日本花了几十年。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通缩螺旋。企业投资萎缩、居民消费低迷、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形成了“价格下跌-预期恶化-需求不足-价格再下跌”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转机出现在2020年前后,当时日本核心CPI开始持续突破2%的政策目标,2025年“春斗”更是迎来了薪资涨幅5.25%,创下34年来新高。
日本央行在2025年12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0.75%,也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这也标志着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进入明确的“正常化”轨道。
日本的这些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政策合力与企业自救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走出三十年通缩,背后离不开企业和日本的“双向奔赴”。
首先是日本自己。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负利率与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并以“通胀超调承诺”提升市场预期。日元大幅贬值(美元兑日元从2020年初的109贬至150左右)增加了输入型通胀,吸引了外国游客消费,推动物价上涨。当通胀扎根后,央行果断启动加息,遏制资本外流、稳定汇率,为货币政策正常化铺路。
到了岸田时期,延续了扩张财政传统,同时也注重科技立国和民生保障,通过优化产业投资、增加社会保障来促进总需求。
另外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也不断推动企业治理变革,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并推出JPX-Nikkei 400指数,引导资本流向股东权益报酬率和公司治理较佳的企业。同时,“春斗”薪资谈判在劳动力短缺背景下取得突破,2024年人均工资增长率达4.1%,工资上涨使居民和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上升,消费和投资好转,打破通缩预期螺旋。
宏观政策为日本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但真正走出通缩,离不开日本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修复。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行业陷入高负债困境,许多企业选择“长痛不如短痛”,进行激进财务出清。
其中佳友不动产在1997年提出五年业务重组计划,关键举措包括对表内资产充分计提减值,期间存货减值、不良贷款注销、海外业务投资减值等合计2090亿日元。
其次大量出售资产削减债务,包括持有的写字楼物业管理公司股权,通过一系列动作,日本房地产逐渐度过危机,并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现金流。
除此之外,在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一批日本企业也通过了精准定位和模式创新实现了增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优衣库。优衣库其创始人柳井正提出“企业要想获得大发展,就一定要面向大市场”,定位“国民服装”。
优衣库通过仓储式自助购物的大卖场模式分摊租金压力,并通过同一款式、不同面料和颜色的创新实现规模经济,保持优质低价形象。在经济低迷时,这种像采购日用品一样买衣服的模式迎合了谨慎的消费者。
和日本相比,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上,日本要做的比我们更果断、更彻底。
日本企业在泡沫破裂后,普遍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修复的关键就是果断出清、聚焦现金流、降低杠杆,而我们的一些企业则普遍采取了拖字决,不愿意充分计提减值,不敢大规模出售资产,导致债务风险持续积累。
另外安倍经济学推动的公司治理变革,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并通过GPIF(政府年金投资基金)引导资本流向治理良好的企业。这促使企业更注重股东回报,提高股本回报率(ROE)。
我国虽然也推出了公司治理准则,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仍受质疑,机构投资者(如社保基金)对企业治理的监督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日本企业如青山商事、丸井集团在2015年宣布回购股票后,股价分别攀升17%和16%,显示了市场对股东友好行为的积极反应。我国上市公司则更需要建立以提升ROE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并通过回购、分红等方式切实回报股东。
在工资和物价的良性循环上,日本机制显然也更有效。
日本通过“春斗”集体薪资谈判,在劳动力短缺背景下实现了工资普涨。2024年人均工资增长率达4.1%,打破了“通缩预期”。
而我们在薪资方面,则缺乏谈判机制。传统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薪资是由市场决定的,是企业和员工双方博弈的结果。
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员工缺乏更多的资源,在和公司的博弈中也通常落入下风,尤其是关于薪资的谈判上,员工几乎没有话语权,叠加竞争加剧的大背景,员工收入反而不升反降。
相比之下,我国缺乏全国性的、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尤其是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这也制约了消费能力。
日本的经验表明,政策需要直接作用于需求端,通过现金补贴、定向扶持来刺激消费,同时推动工资上涨形成正向循环,而我们目前做的,更多还是聚焦在消费补贴端,例如以旧换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中,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但存活下来的企业(如大型房地产商、综合商社)变得更加强健。日本并未一味“保企业”,而是允许市场淘汰落后产能。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因为产能过剩,某些领域的材料已经称得上是“白菜价”,价格愈发低迷,甚至企业亏损卖货,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仍然不愿意去产能,只有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才能够释放资源流向更高效的部门。
日本走出通缩螺旋,根本原因在于宏观政策(货币、财政、结构变革)形成合力,微观主体(企业、居民)行为发生转变。其中,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和业务模式转型是基础,工资-物价良性循环的形成是关键,而坚定的政策预期管理是保障。
对比日本,我国家庭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下降的,然后住户金融资产开始高增长,但住户金融资产的增长仍然无法填补房地产市值的下降,整体资产还是继续受损。
因此,我国家庭也普遍进入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周期,但普遍来看,仍然经过漫长的十年以上的修复期,住户才会有信心继续投资。
而这一点,对企业来说恐怕也是一样的。
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