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当会计，晚上跑网约车，周末送外卖，假期摆地摊……”

如今，这种“1+N”（“主业+副业”）的多重生活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尽管兼职和身兼数职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但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在对就业前景、经济停滞以及人工智能感到焦虑的人群中，这种现象正在迅速扩散。这一趋势不只出现在国内，国外近年来也出现了围绕“多职劳动”（Multiple Jobs）的激烈讨论。

据全球劳动力管理平台Deputy分析了超过30万名英国工人完成的2000多万个班次后发现，推动这种“多职劳动”趋势的主要群体是Z世代（29岁以下的成年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目前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如果将额外收入也计算在内，实际数字接近39%。当工资增长长期跑不赢生活成本时，越来越多人觉得，额外工作已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

然而，当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分散风险”时，真正的风险或许在于：我们是否正在习惯一种永远“不下班”的生活。

电影《走走停停》（2024）剧照。

这篇文章梳理整合全球多地媒体关于“多职劳动”现象的报道，尝试厘清这一现象折射出的更广阔的社会光谱。

今天的“搞副业”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和前些年备受推崇的“斜杠”有什么区别？以及当传统雇佣关系默认的前提是：员工应将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华专注投入于一家企业，尤其是在用人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那么这一现象的出现会对职场氛围产生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同时打多份工的人真的更有安全感了吗？当工作形态看似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也许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种“自由”之中还剩多少“自主”？毕竟在不改变底层结构的前提下，任何“灵活化”都只是把旧的不平等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形式中。

“副业”已经过时了？

相比于多年前流行的“做兼职”，最近兴起的“多职劳动”早已不是把兴趣变现的生活方式，而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据全球多地媒体报道，越来越多年轻的打工者正在像投资者分散投资组合那样，主动分散自己的收入来源，他们同时在从事着第二份、第三份甚至第四份工作。

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2019）剧照。

在美联社发布的一篇报道中，29岁的凯特琳·库西克的全职工作是在一家服装店担任视觉陈列师，负责美化商品陈列。此外，她还兼职为一家德国鞋履品牌管理社交媒体网红，每周工作10到15个小时。日常其他时间，她还经营了一家网店，日常出售自己的画作。如果这还不够，她还在旧金山湾区的音乐会上做引导员（这样还能免费观看现场演出）。这些看似丰富的选项在最近几年密集出现，更多是为了应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因为“她的全职工作工资已经好几年没有增长了”。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报告称，2025年5月，拥有两份工作的人数达到850万，较上年同期的835万稳步增长。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显示，约5.3%的劳动力从事多份工作，这一比例已连续21个月高于5%，是自大衰退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拉长时间来看，身兼数职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但从1995年到2014年，该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在疫情暴发前的几年略有上升。而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过后，拥有多份工作的就业人员比例从4.4%上升至了5.3%，是30年来最大的增幅。今年，Monster的一项调查也证实，如今47%的美国员工已经身兼数职，近60%的人表示愿意同时从事多份全职工作。

研究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制作的“多职劳动”变化图。图表来自商业杂志《福布斯》。

对此，供职于全球排名第一的求职网站Indeed经济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库里·斯塔勒（Cory Stahle）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多份工作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工作越多，收入就越多。

“我不认为这有任何巧合，很多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通货膨胀——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货膨胀的上升。”斯塔勒解释说，由于伊朗战争导致物价上涨，人们寻找新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增加。“过去12个月里，（美国）实际工资只上涨了0.1%左右。所以实际上，实际工资相当于并没有变化。但很明显，就在最近几周，汽油价格上涨了。”调查中，68%的人表示他们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超过半数的人表示，这对于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近半数的人用这些收入偿还债务，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将其视为安全保障，尤其是在裁员浪潮一波接一波涌来的就业市场中。

英国19世纪画家查尔斯·塞缪尔·基恩作品《在职业介绍所》。

这波“副业潮”中，中产的比例在持续上升，他们选择的副业大多是对自身专业资质的延伸变现：教师做课外辅导、律师承接私人合同、办公室白领转型远程助理，而这些岗位中，许多在未来都可能被AI取代。此外，调研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投身“副业”。5.7%的就业女性拥有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工作，而男性这一比例为4.8%。年轻人（尤其在20至24岁之间）也是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力量，在他们职业生涯早期，副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有趣的是，不少选择搞副业的人倾向于给这些选择贴上“灵活自由”的标签。《福布斯》一篇文章采访了几位兼职跑网约车的人，其中一位司机主业是远程办公的技术撰稿人。当他平时在家工作时，网约车软件一直开着。有一天，天开始下雨，高峰时段的溢价也随之生效。他的软件发出提醒，于是他关掉笔记本电脑，上了车——他只在能赚到丰厚报酬时才接单。同样，另一位在家办公的人也只接长途单。他会先从他居住的远郊送一位乘客到机场，然后再从机场送另一位乘客到他居住的郊区，之后他再回到家继续工作。

电影《逆行人生》（2024）剧照。

但现实真的如此乐观吗？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中，一位与记者熟识的兼职网约车司机透露了他的现实困境。表面上看，他确实拥有自由：可以同时登录多个平台，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也能同时竞标多份订单，客户大多还是商务人士。但问题在于，车辆、油费、拥堵费等全部成本都由他自己承担，要让每个兼职能回本，就需要先赚到最低成本线。与此同时，平台订单价格毫无稳定性，一旦竞争激烈，单趟收入就会被不断压低。所有风险和成本都压在司机身上，而科技平台却能轻松抽走30%到50%的佣金。

除了实际的困境，这波“搞副业”的人对所做事情的认同度也在发生变化。如今很少有人会在求职的个人简历中将所有“副业”并列显示，但前些年似乎还不是这样，人们热衷于在“主业”后面添加一个又一个斜杠，甚至这些曾被视作可供夸耀的社交符号。

从“斜杠”到“多职”：同样是打多份工，怎么就变味了？

虽然都是“打工”，但工作对人们的意义自古以来一直是不稳定的。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自由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摆脱工作。城邦公民生活充满了闲暇时光，或是公共交流和政治参与，这些都在所谓的“工作”之外才能享有。而现代性所引发的一场最深入心灵的革命恰恰在于，人们开始通过在古代意味着被社会排斥的事务——有偿劳动来定义自己。工作已成了人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人似乎只有在工作中并通过工作才能塑造、重新评价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这一观念长期主导着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甚至演化出前些年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对“斜杠”的追捧。

电影《上班一条虫》（1999）剧照。

这股热潮在中文语境还要追溯到2011年。那一年，美国作家玛西·阿尔博赫（Marci Alboher）的代表作《一人/多职：斜杠“／”职业的原始指南》（暂译，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被译成中文，“斜杠族”（Slasher）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大面积流行。在一个人均“/”的年代，斜杠的数量在初次见面时就代表了一个人兴趣的广度和深度。如今回看，那些会被公开显示的“斜杠”大都与“兴趣”或是“能力”有关，它隐隐地暗示出“有钱有闲”，更是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沉淀，似乎展示出的气息是，经济收益充其量只是一个附属品。

对比之下，这显然与如今“搞副业”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多数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他们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规教育，但从事的“副业”往往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经历。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曾用“朝不保夕的人”概括这个群体，而习惯于多线程工作的人最有可能沦为朝不保夕者。但这一群体如此迅速地扩张，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朝不保夕的人》

作者：[英] 盖伊·斯坦丁

译者：徐偲骕

版本：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在盖伊·斯坦丁看来，这些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比如带薪假期、病休和养老金。所从事这些事务的群体必须依赖货币工资，而货币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它很容易引发人们对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异化感。

这种工作的“个体化”趋势折射出的是一种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变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观察到，这一趋势在西方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呈现出高速发展势头，昔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对立关系，如劳资、企业与市场、个体经营者与雇员、为自己工作与受他人支配的雇佣劳动的界限都在消失。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而这个空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获得了重塑个人工作与生活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的排斥现象也开始出现，风险逐渐转移到了个体身上。

工作社会的终结：越灵活，为何越不安？

“如今人们围绕工作展开的斗争，就像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争抢一张躺椅——人可以很惬意，但巨轮正在沉没。” 20年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读到《工作社会的终结》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意象。在那本书中，贝克对彼时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巴西化”感到担忧——有吸引力、要求高技能且高薪的全职工作正在消失，大多数人将在更为不稳定的条件下谋生。在21世纪的四分之一结束之时，这一预言仍然在持续被验证。

《工作社会的终结》

作者：[德] 乌尔里希·贝克

译者：杨君 田茜瑞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6年3月

据统计机构 World Population Review数据显示，以美国为例，近两年一个突出的趋势是老年劳动者（65 岁以上）是增长最快的双职工群体之一，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退休金不足和医疗成本上升所致。另外在Z世代员工中，近70%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至少两种收入来源——不是出于爱好，而是为了安全感。

尽管如此，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灵活的工作安排带来的安全感却很有限。时间管理对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大难题，因为身兼多职容易导致倦怠或利益冲突。Monster的一项调查发现，26%的员工认为长期多任务处理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平衡工作截止日期、会议和个人生活需要自律，而且并非所有雇主都支持员工承担额外工作。对于年轻员工而言，风险正在迅速增加。如今，职业倦怠的高峰期比前几代人来得更早：Z世代和千禧一代通常在25岁左右达到高峰，而前十年的平均高峰期要到42岁。于是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荒谬的悖论，越是试图通过增加工作来夺回生活的掌控感，离真正的“生活”越来越远。

电影《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

同时对雇主而言，这些趋势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工作与生活平衡不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项优先事项，它直接影响员工的留任率和敬业度。不可避免的是，这也会对传统雇佣关系产生冲击，当职场已经默认员工应将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华专注投入一家企业时，在这个转折期，有些公司领导可能会将多任务处理视为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一旦企业开始默认员工“另有兼职”，整个职场氛围都可能被猜疑与不信任所笼罩。

“不安全感弥漫在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阶层中。”贝克在书中解释说，当社会层面的工作关系越是“灵活化”，工作社会就会越快地转变为风险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通过努力和运气跻身表明上繁荣的中产，他们也还是需要像经营“自我公司”一样在市场上推销自己。在贝克看来，当资本的无限流动性遭遇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僵化，社会内部就会通过一种无形的生活实验来寻求突围，即让劳动的灵活性突破时间、地点和合同义务的限制。但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所谓“输赢”的规则也变得模糊难辨，最终这种灵活性向所有人传达的信息就是“你的技能和知识已经过时了”，但没有任何声音能保证“学点什么在未来能保持竞争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贝克提醒说这种工作不稳定的“下行电梯效应”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就既往的经验来看，针对女性的不稳定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势增长速度快于男性。尤其对女性而言，这种系统性的变化正在工作与非工作之间开辟出一片灰色地带，而她们往往更容易在这种变化中陷入贫困。当然，越来越多的男性也会面临不稳定且碎片化的工作生活，这一事实并没有对性别冲突起到任何缓解作用。

《兼职教授之死》中的西娅·亨特。

美国《大西洋月刊》曾在2019年发布过一篇题为《兼职教授之死》的报道。主人公西娅·亨特的遭遇至今令人唏嘘。她是学术界的一名黑人女性，曾长期关注权利、奴隶制与自由，她的研究追溯了自由观念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段缺乏自由的历史。通过她的研究，彼时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革命时代废奴主义思想演变的狭隘解释——那些最终形成了“黑人不应该被奴役”这一结论的思想脉络。可这样一位有着惊人学术才华的学者，生前却无法在任何一家学术机构找到一份正职。离世之前，她被发现在纽约大学、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曼哈顿学院等多个学校兼职教课，甚至课余时间还去了美国一所私立高中教书，只为争取一份终身教职。

“西娅被一个系统剥削了，这个系统消耗着像我们心爱的朋友这样有思想、有奉献精神的人，尽管它不愿承认这一点。”西娅的一位朋友回忆说。

或许正如那篇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尽管同样看起来都是在“飞”，而一些人是在翱翔，另一些在打不完的“副业”中周旋的人，只是在“拍翅、俯冲、再拍翅，一直与空气的阻力作斗争——直到再也拍不动了”。

参考链接：

1.Workers turn to ‘polyworking’ to combat frozen salaries and inflation

https://apnews.com/article/work-side-jobs-security-salaries-layoffs-df229576002b9b99cf4149b3978e93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