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福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一间实验室里，南都N视频记者透过显示屏看到了一幕令人屏息的画面——一个“心脏”在规律地跳动。

“这是由人体多能干细胞培养出来的心脏类器官，具备心房、心室、心肌与血管等结构，可以模拟真实心脏的功能。”希格生科创始人兼CEO张海生博士站在显微镜旁，指着电脑屏幕上那颗跳动的“迷你心脏”说。

这并不是科幻电影，而是真实世界中正在迅猛发展的生物医药科技。

中国首次：与全球巨头同台的唯一中国面孔

2025年8月，国际生物医药界最高荣誉之一——盖伦奖公布提名名单。

与安进、阿斯利康、强生、辉瑞、默克等全球制药巨头一同入围“最佳生物技术产品奖”的16款产品中，出现了一个让国际同行瞩目的名字——希格生科。

希格生科是当年唯一入选该奖项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而它成立还不到五年。

“虽然只是提名，但和安进、阿斯利康、强生、辉瑞等全球顶尖大药企一起入围名单，我们是唯一一家中国企业，惊喜之余深感荣幸。”张海生感慨。

更令国际同行注目的是，SIGX1094R是全球首款用“类器官+AI”设计的弥漫性胃癌靶向药，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FAK/SRC双靶点抑制剂。

全球每年新发胃癌患者超过100万，40%在中国

为什么张海生要跟胃癌过不去？

数据很残酷：全球每年新发胃癌患者超过100万，40%在中国。弥漫性胃癌占所有胃癌的三分之一，是最凶险的一种——癌细胞像“沙尘暴”一样弥漫性地浸润在胃壁中，做胃镜都很难发现。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位生存期仅6.6个月。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病在西方国家发病率不高，全球药企几乎没有投入资源去研发靶向药。

中国人高发的病，就得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在哈佛大学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张海生以第一作者在癌症研究顶级期刊《Cancer Discovery》发表论文，全球范围内首次阐明了弥漫性胃癌的发病机制，并首次发现了有效药物靶标。

但科学发现和做成药物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2020年底，张海生带着一张回国单程票，从哈佛回到了中国。

传统药物研发有一个残酷的定律：10年时间、10亿美元、10%的成功率。90%的药物倒在临床试验阶段。根本原因在于：用于测试药物的模型与真实人体差异太大。

二维细胞培养，细胞平铺在皿底，与人体三维环境完全不同；动物实验，小鼠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物种差异。

类器官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人的干细胞在体外培育出三维的、具有器官功能的微型结构。类器官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长得像器官”，而在于它把肿瘤异质性与患者之间的真实差异，重新装回了体外实验体系。

“传统药物研发就像蒙眼走路，90%的药物倒在临床试验阶段，根源在于模型与人体差异太大。”张海生说。

“我们的类器官模型带有患者高频突变基因，就像把真实肿瘤‘搬’到了培养皿里。”

这不仅仅是精度跃升，更是一场效率革命。 希格生科的心脏类器官毒性评价平台对药物毒性预测准确率达85%，远超传统hERG机制检测的45%。

“从0到1”：全球首款弥漫性胃癌靶向药

类器官不仅是“试药替身”，更是“疾病还原器”。

张海生的团队首先通过基因编辑构建了弥漫性胃癌类器官模型，“相当于构建了一个最接近病人的类器官，重现了弥漫性胃癌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利用这个模型，他们在全球范围首次阐明了弥漫性胃癌的发病机制，找到了全新靶标。

接下来轮到AI登场——跳出传统药物开发的分子库限制，AI能够虚拟设计上百万个药物分子并进行快速筛选。随后，类器官对AI设计筛选的分子进行真实验证。

这套“类器官提供真实生物学数据，AI基于数据进行精准化学空间探索”的组合拳，效果惊人：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仅用了6个月；从靶点发现到进入一期临床，仅用时不到四年。而行业平均周期是8到10年。

2024年，SIGX1094相继获得美国FDA和中国NMPA的新药临床试验批准。随后又取得FDA孤儿药资格认定和快速通道认定。

目前，SIGX1094正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由胃癌领域权威专家沈琳教授牵头开展一期临床试验，并将很快进入二期临床。

模式被验证，中国方案可复制

“一条孤品不算，管线阵列成型才算平台被验证。”

2026年5月，希格生科第二条管线SIGX2649——一款靶向Hippo信号通路的泛TEAD抑制剂——比预定时间提前获得美国FDA的IND批件。

Hippo信号通路是与P53、Myc、RAS等齐名的主要肿瘤驱动通路，长期被认为是“不可成药靶点”。全球尚无同类药物上市，SIGX2649有望成为全球首个上市的Pan-TEAD抑制剂。中国肺癌精准治疗领军人物吴一龙教授已正式担任该管线I期临床的首席研究者。

两条管线接连取得里程碑——全球首个“类器官+AI”药物进入临床，第二条管线提前获批IND——“类器官+AI”的研发模式已经成功得到验证和复制。

类器官领域：中国与全球同台竞技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类器官这个新兴领域，中国正站在全球前列。

2025年，中国类器官领域SCI论文发表量持续攀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而希格生科正是全球“类器官+AI”药物研发模式的先行者。

2025年4月，美国FDA正式发布声明，明确支持类器官和AI技术逐步替代传统动物实验。而希格生科在2021年就提出了这个方向——整整提前了四年。公司被全球知名生物科技媒体Fierce Biotech评价为“下一代癌症药物研发范式（NEXT Generation）”。

在中国，希格生科作为唯一企业单位参与国家药监局及中检院的类器官标准制定。2026年1月，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牵头、希格生科的两条管线药物作为项目的主要创新药，成功获得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

自2020年底落地深圳至今，公司已完成近3亿元融资及项目资助，累计持有40余项核心知识产权。

“换道超车”：中国创新药的破局之路

张海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比喻：传统药物研发就像燃油车，欧美做了上百年，中国要追赶很难；但类器官+AI就像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全新的赛道，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

“采用‘类器官+AI’开发药物，能够缩短研发周期至少40%，降低研发成本一半以上。”

为什么是深圳？张海生的回答直接而有力：“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在深圳我们就敢先跑。”“因为当时深圳的天使母基金是允许40%的亏损，所以对于我们这种非常创新性、非常前沿的企业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2020年，张海生在深圳成立希格生科，把“类器官+AI”写进商业计划书时，国内投资人听得一头雾水。但深圳给了他试错的空间。

从哈佛实验室到深圳河套，希格生科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盖伦奖评审委员会所评价的那样：重新定义药物研发范式。

这一次，中国没有落后。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周正阳

摄影：南都N视频记者 刘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