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部分。

6月18日，彭博社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把一个数字推到了聚光灯下：约1亿中国消费者陷入债务逾期，个人不良债务至少2.22万亿，同比飙升21%，创下记录。

浙大金融研究院的估算也进一步指出，我国金融机构每年需要处置的个人不良债务规模可能高达2万亿至3万亿元。

很多人看到这些数字的第一反应是，国人应该是很爱存钱的，怎么突然有1亿人还不上钱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也是理解“为什么消费起不来”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先澄清一点，2.22万亿不是我国住户的总负债，而是已经进入逾期/违约状态的那部分。这件事真正值得追问的也不是谁在挥霍的问题，而是一个以高储蓄著称的经济体，怎么会有1亿人走到连最低还款都困难的地步？

要理解这场债务压力，必须先拆开“居民负债”这个笼统的词。我国家庭债务一般分为三层，每一层的形成逻辑都不同。

第一层：住房按揭，最大的那块砖。

目前住房贷款余额约36万亿，占住户总负债的将近一半，不良率目前仍然相对低，但它的杀伤力不在于违约，而在于月供对现金流的长期锁定。

一套一二线房产的月供可以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60%，而且一锁就是二三十年，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也是我们会观察到的一种反直觉现象：很多逾期的人，房子还在供，信用卡先崩了。因为月供和房租才是第一优先级，当现金流紧张的时候，信用卡和消费贷就成了那个被牺牲的“软目标”。

第二层：信用卡+消费贷，这是最危险的流动层。

这层才是2.22万亿不良债务的“主战场”。它的特征是：额度不大、期限短、利率高、审批快。过去几年，银行零售转型大举推进消费贷，科技平台更是把借贷做成了“手指点几下就到账”的流水线。

彭博报道也特别提到，这些平台利用“极速放款”和低门槛的弹窗广告，持续向财务脆弱的人群推销贷款。

问题在于，短债的本质是用未来的收入流来还今天的钱。一旦未来的收入流出了问题，那么这条链子断得会比长债更快。

第三层：经营贷。

这是数以千万计的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小店主的借贷通道。这部分贷款在经济好的时候会被计入“经营性现金流”，一旦生意收缩，就迅速滑入个人不良资产的池子里。

以上三层叠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一个关键事实：大多数深陷债务的人，并不是因为买了太多奢侈品，而是因为住房刚性支出吃掉了安全垫，然后靠短贷填补日常缺口，最终在收入波动面前全线失守。

债务问题由来已久，但为什么偏偏是这几年问题集中爆发？

这背后有五个因素共同作用。

第一就是房价收入比的历史包袱。我国城市居民买房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在一二线城市长期都维持在20-30倍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才能全款买一套房。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买房者都必须以杠杆入场，且杠杆率之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都属于前列。

2021年后地产周期转向，不少在高位上车的人面临“资产缩水但债务不减”的双重挤压：房子市值跌了，但欠银行的500万一分不少，这种负权益状态，直接把家庭资产负债表钉死在原地。

第二就是收入预期塌陷和疤痕效应。

新冠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底层变化是收入增速的长期换挡。当一个连续两年经历降薪、或行业内卷加剧，他的心理账户就会从“我可以规划未来”切换到“我只想撑过这个月”。

而恰恰在这个切换点上，以贷养贷变成了最合理的短期生存策略，用一张信用卡还另一张，用一笔消费贷续一笔旧贷。

彭博引用的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就指出，个人不良贷款“还将继续堆积，除非出台更强有力的政策缓解民众收入压力”。

第三是金融科技的助推器角色。

实事求是的说，科技公司把借贷变成了一种增长引擎。这一点在2015年-2021年间尤其明显，各种白条和月付，共同干了一件事，就是把信贷的获取成本降到接近于零，把还款的隐性成本藏到看不见的地方。

彭博报道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在不良债务攀升的情况下，这些平台仍在用“极速放款”“低利息”弹窗积极推销。这里的核心矛盾在于——最容易借到钱的人，往往也是最经不起违约打击的人。年轻群体、灵活就业者、低储蓄家庭，被算法精准识别为“可转化用户”，却在收入波动时最先跌入逾期名单。

第四，社会保障的“自保险”缺口。

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都很强，根本原因是医疗、教育、养老的私人分担比例仍然偏高。当人们对“万一出事怎么办”的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在正常时期维持现金储备；反过来，当同样的家庭背负沉重月供后，缓冲垫变薄，一次意外，就可能直接从健康还款跳到逾期。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网越薄 → 越不敢消费 → 越依赖信贷填补 → 风险越高的循环。

最后就是缺乏个人破产体系。

彭博报道专门点出了一个短板，那就是我国至今没有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框架。这意味着，一旦个人陷入债务螺旋，既没有重新开始机制，也没有系统性的债务重组通道，结果就是债务不会消失，只会从银行表内转移到催收链条。

宏观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企业和家庭发现自己的资产缩水、负债不变时，行为模式会从利润最大化变成债务最小化，这个时候人们赚到钱第一件事不是花掉或投资，而是还债。

1亿债务逾期者的处境，就是这个理论的微观缩影。

最终的出路在哪？

债务问题显然不能用促消费来解，只能用“解债务”来解。当前的消费不振，根源不在人们不想消费，而是人们被资产负债表捆住了手，任何不碰债务存量、不碰收入预期的政策，都无法根治。

一切债务问题的终极解是收入。无论是通过稳就业、促新兴产业吸纳劳动力、还是通过社保减负，只有让人们觉得“明年的钱大概率比今年多一点”，杠杆才会从枷锁变成工具。

彭博的报道用一个抓眼球的标题把问题摆上了桌面。但我们不必顺着它的叙事框架把它读成“经济要崩了”——不良率不到3%，这远低于美国的4.8%，账面上的金融体系远没到危机的程度。

真正值得严肃对待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债务，以及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人逾期。

1亿人债务逾期，意味着数倍于此的人还在勉强撑着。人们不消费，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正在把每一个铜板拿去还昨天的账。

只有把人们从还债模式解放回生活模式，才是提振内需的真正起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