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能选一家公司，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年度企业，去年我选DeepSeek，今年我选长鑫科技。

如果只能选一座城市，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年度城市，去年我选杭州，今年我选合肥。

A股之王与中国投资之王

去年1月27日，DeepSeek的开源推理大模型R1，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区和美国区免费下载榜双双排名第一。当日英伟达股价暴跌17%。市场认为，既然中国团队能用非常有限的算力训练出高性能模型，“算力即壁垒”的美国AI估值逻辑可能会动摇。

今年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并成为A股市值之王。作为全球第四大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俗称内存芯片）厂商，借助AI基建需求爆发、存储芯片迎来超级景气的历史机遇，长鑫科技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535亿元，将2016年创立后366.5亿元的累计亏损完全覆盖，并绰绰有余。

在长鑫科技完成IPO后，合肥市区两级国资的持股比例从36.79%稀释至33.11%，按7月31日收盘价，对应市值接近1.2万亿元。扣除历史上的两三百亿元投资再加财务成本，合肥国资对长鑫的投资回报额，自中国资本市场有史以来堪称空前。

目前，整个A股市值超过1.2万亿的公司有10家。2025年全国GDP超过万亿的城市有30座（含港澳台地区）。

所以媒体说，合肥投资长鑫，一笔赚了一个万亿GDP城市。

因为“长王”，合肥国资也成了投资之王。

无异议的杭州和有争议的合肥

去年DeepSeek一鸣惊人，带动“杭州六小龙”声名鹊起，为杭州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多座中国领先城市都在思考，“为什么六小龙出在杭州，而不在我们这里”。

而合肥一路走来，则一直不无争议。

过去有所谓“赌城”“最牛风投城市”之说，最近又有“合肥模式是特例，不可能推广”“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双重身份无法保持竞争中立，也会带来寻租风险”等评论。

合肥政府一直说，合肥模式的本质是“以投带引的产业投资模式”。不是风投，是产投，靠的不是赌博，是拼搏。赌博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赌博靠的是手气，拼搏靠的是手艺。但“赌城”之说还是广为传播。

为什么同样是科创大赢家，对杭州无异议，对合肥有争议？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杭州六小龙”更像是从原生态市场经济中自然长出来的。虽然“六小龙”也有省市两级政府主导的国资产业基金入股，但并非主体，企业家是主体，政府在股权层面只是“浅投入”。而从引入京东方到共创长鑫，合肥政府是直接下场，合肥国资是深度介入，相当于“超级创业合伙人”。

政府该不该直接下场投资？能不能通过几个明星项目就得出“政府比市场更懂投资”？容易引起争论。

有朋友说：“市场投资者看错技术路线，损失的是自己的钱；政府看错项目，损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成功可以成为政绩，投资失败却可能被隐藏在国有平台、银行贷款、土地成本、厂房代建和财政补贴之中。企业经营不善，私人投资者会止损，地方政府却可能因为就业、债务和政绩压力继续追加资金。投入越多，越不敢承认失败；越不敢承认失败，投入就越多。最后，产业投资变成财政兜底。”

这些看法确有道理。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规范运作，防止同质化竞争和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背景下，对政府投资进行提醒，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更是十分必要。

但合肥模式和“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要求并不相违，而是内在高度一致。合肥模式更不是盲目跟风。我2022、2023年两次到合肥采访，对合肥以“两向产业”为方向（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新兴产业），以国资股权投资为抓手，引进产业链龙头，带动上下游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和生态，上市退出再反哺产业的基本脉络有所了解。

我认为合肥模式要推广，的确非常之难，但合肥模式背后包含的创业创新精神和系统专业的方法，值得借鉴。

城市各有各的禀赋和风格，若是拿合肥和杭州对比，我觉得合肥的发展更难，更不容易。

首先是城市基础。2000年，在全国城市GDP百强中（当时香港排第一），杭州排第9，合肥排第82，河南周口都在其前面。合肥和杭州差距很大。而到了今年上半年，杭州排名还是第9，合肥则冲到了第18。

过去的1/4个世纪，在全国百强城市中，合肥的排名提升最快。没有非凡努力，这是做不到的。

其次是企业基础。杭州的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创新经济蔚然成风，很多企业创业就在杭州，而合肥处在内地省份，开放程度、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对较晚，本土明星企业较少，京东方、长鑫科技等龙头都是从外部引进，为此就要付出更多努力和代价。在杭州，轻轻松松就能做成几件事，在合肥，认认真真才能做成一件事。

不过合肥了不起的地方也在于此，它以非常之功做非常之事，做成了一些更苦、更难、更硬、更长久的事，并最终收获了“长王”这样的王者企业。

京东方6代线：合肥产业逻辑的最初形成

凡事都有逻辑，想要好的结果，先要在因上努力。

长鑫十年，结出硕果。而合肥能收获长鑫，这个“因”还要往前推若干年，至少要推到合肥与京东方合作建设6代线（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的时候。

2022年我在合肥采访时得知，合肥与京东方的合作，溯源到最初，源于2004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经开区）一位副主任到区内的一个工业园，想看看还有什么大项目可以落地。没想到接待的负责人抱怨说：“还大项目，说不定这个工业园过不了多久就要关掉了！”

“为什么？”

“因为不挣钱。”

原来，工业园生产的电视机，液晶显示屏就占成本的70%到80%，全部从日韩进口。从外地入关运到合肥，组装后再运到外地出口，一台的来回运费就要好几十元，和一台电视的利润差不多。

企业负责人说：“液晶显示屏就是个百亿级的大项目，合肥要是能把液晶显示屏解决，工业园不但能‘起死回生’，还能继续扩大，挣大钱！”

这样一条源自企业的信息，让京东方这一新型显示器生产企业进入了合肥的视线。

2005年，合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纲要中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语音软件、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现代民用雷达、光纤光缆、通信设备、 新型显示器、汽车电子 ”，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企业。

2007年4月，合肥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提出要实现“集成电路之梦、电子信息之梦”。

和不少城市热衷于引入整机厂、主机厂不同，合肥更重视引入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企业。因为在当时，招引外地大企业入驻合肥，普遍要求享受“五免五减半”的税收减免政策，中小企业入驻也要求“两免三减半”。如果政府把利益都让渡给企业，自身没有收益，就没有能力完善社会配套和保障民生需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任由企业漫天要优惠，又能确保优质企业稳稳留在合肥？

合肥找到的办法是下笨功夫，把力气花在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上。这类产业往往是高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一旦做成也有高回报，但靠单个企业的力量很难突破。这就是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的关键领域。

京东方，就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缺芯”之痛的核心元器件企业。

关于合肥如何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最终胜出，赢得京东方的青睐，媒体的报道已非常充分。当初我在合肥采访时，有政府人士为我“还原”了最后的场景：

2008年9月11日，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和总裁飞往深圳，一位副总裁则等在合肥，如果合肥最终拍不了板，他们就继续和深圳合作。当天的合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拍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9月12日，合肥与京东方签约，王东升在现场慷慨陈词：“我所到过的每个城市，书记和市长都待我如上宾。然而，到了下面的执行单位，力度明显下降，就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只有合肥，做到了这样坚定而执着地上下一心！所以，我本人‘情动’于合肥，京东方‘情定’于合肥！”

京东方6代线项目，计划总投资175亿元人民币，90亿为资本金，其中的60亿由京东方向合肥两家国资公司定向增发，余下30亿由合肥政府、京东方共同通过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解决。如未能引入，最终也由合肥政府负责落实。除90亿资本金外，剩下的85亿投资在合肥政府支持下通过贷款解决。

2008年10月，合肥国资与京东方的项目公司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中，合肥方出资81%，京东方出资19%；2009年4月正式开工，2010年10月项目建成投产；2012年，双方再次签约建设8.5代线项目，2014年顺利投产；2015年，投资458亿元的全球最高世代合肥京东方10.5代线签约建设，2017年建成量产。

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实现了全球性的战略跨越。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产业精神

2008年，当京东方和合肥携手时，出生于合肥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从过去主要依靠ODM模式（设计制造代工），到推进自有制造。只是把自有基地建在哪里，还没有决定。

2010年9月，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合肥举行期间，合肥政府向联想抛出了绣球。京东方落地，新型显示产业在合肥快速崛起，这也成为吸引联想的因素之一。2011年9月27日，双方正式签约，联想笔记本电脑自有制造产业基地——联宝科技花落合肥。2012年12月，第一台联想产品下线。2013年，联宝科技营业额就超过百亿元，同年联想集团首次夺得全球PC第一。

有了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显示产业和以联宝科技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业，合肥并不满足，因为他们又发现了新的产业短板和痛点，也就是芯片。为解决“有屏无芯”的矛盾，合肥开始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

当时杨元庆曾经跟合肥的领导讲，我们现在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合肥，但内存要从外面买，有时还买不到，中国人能不能做自己的芯片？

2013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颁布，半导体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8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出台市级集成电路专项扶持政策。

2015年5月，为解决显示驱动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问题，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了晶合集成公司。2017年10月，晶合集成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2023年，晶合集成在科创板上市，今年7月又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目前已是中国大陆第三大晶圆代工企业，产品也从最初的单一显示驱动芯片，拓展至微控制器芯片、图像传感器芯片、汽车芯片、家电芯片等。

更重要也更难的芯片，是DRAM。

一位参与过长鑫科技筹建的专家说：“如果说显示驱动芯片是产业链配套短板，那DRAM存储芯片就是半导体产业真正的硬核壁垒、卡脖子核心领域。一枚小小的DRAM芯片，半厘米见方的空间集成100亿至300亿颗晶体管和各种器件，工艺精度达到纳米级，研发、量产、迭代难度极高，需要的投入极大。”

2015年4月7日，全球知名半导体智库TrendForce发文称，中国有6家地方政府都在积极争取设立DRAM厂。但最终，只有合肥通过和兆易创新合作，取得了成功。

2016年5月6日，时任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与合肥市领导达成战略共识，以180亿元的初始预算正式启动19纳米制程的12英寸晶圆DRAM研发项目。合肥国资出144亿元（占80%），兆易创新出36亿元（占20%）。这180亿仅是第一期投入，整个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DRAM芯片基地的总投资将达1500亿元。

今天的“长王”如同一只“金凤凰”，十年前却是“烫手山芋”。在遇到合肥之前，朱一明团队带着DRAM计划书，跑过几个一线、新一线城市，都被拒绝，因为DRAM项目一向被市场视为“吞金兽”。一条12英寸的产线投资，百亿元起步，每年要烧超过百亿，5年难盈利，失败率在90%以上。如果不是合肥国资从一片空白时就坚决重仓，并且顶住连续多年巨亏、技术遭遇重重封锁、外界质疑不断的极端压力，十年陪跑，中国在DRAM领域不可能有一席之地。

长鑫科技没有从落后几代的工艺节点开始慢慢追赶，而是“跳代研发”，跨代追赶。2019年9月，长鑫12英寸晶圆厂投产，推出8GB DDR4产品，国产主流DRAM芯片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我在合肥采访时，听政府人士介绍，每个龙头项目都不是一帆风顺，对决策者的心理素质经常是“极限考验”。比如，晶合集成在新产品爬坡期，遭遇了很大困难，有人甚至提出“如果还是不行，干脆换个新赛道”，合肥领导花了几个月时间消化吸收相关知识，最后决定还是让国有资本继续支持，直到干成。长鑫科技也遇到过巨大压力，政府调研后提出，“先建一条实验线，看能不能跑通”，结果最终跑通了，国家大基金也投资了，见到了曙光。

合肥今天已形成了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目前合肥集聚的集成电路规上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超过7万人。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坚韧不拔，坚持到底，这种无比顽强的产业精神，是合肥国资屡创奇迹背后的坚实支撑。

总结过去，走向未来

回顾合肥20余年走过的产业发展道路，我有一种感觉，很多国家层面提出的战略要求，如“解决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等，合肥都比较早地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对照看，合肥多年前就自觉地先行了。

过去十年，大国博弈加剧，国家需要一部分资本，从简单的市场逐利定位转向“赋能产业升级”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合肥国资对长鑫科技的投资，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投带引、助推关键产业突围的探索。 这是新时代的产业王道，它造就了新时代的产业王者。

合肥模式还证明，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可以更多向具备战略承载能力的中部核心城市延伸，而不只是在沿海集聚。这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均衡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要真正做到有为，不缺位也不乱为，实为不易，必须兼具企业家精神和专业主义。合肥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好的作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长王”A股登顶后，这些经验正在被更多地总结出来——

1. 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结合本地产业禀赋，确定战略方向；

2. 坚持长期主义，做好耐心资本；

3. 坚持有效市场，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4. 坚持尊重企业家创新精神，“控股不控权，赋能不越位”。国资在战略方向、大额投资、风险底线上把好关，具体的经营管理舞台完全交给企业家和专业团队；

5. 坚持有为政府，摒弃粗放式招商，精准锁定产业链最薄弱、最核心的短板环节，精准发力，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完整性和核心竞争力；

6. 坚持抢抓机遇，高效推进项目落地。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转瞬即逝，能否快速决断，精准落地，至为关键；

7. 坚持科学决策，专业决策，绝不盲目跟风、主观臆断；

8. 坚持干中学，以实战锻造人才，以战育才，锤炼出一支懂产业、懂招商、善攻坚的人才队伍；

9. 坚持“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只要投资前尽调充分、决策流程合规、投后管理到位，因市场波动、技术迭代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亏损，不追究个人责任；出台“尽职免责负面清单”，明确严禁利益输送、违规决策、失职渎职等行为，而在清单之外则“无责可追”，让容错有底线、免责有依据；

10. 坚持推行“基金整体考核”，尊重创投规律，摒弃“一项目一考核、一亏损一追责”的短视逻辑。国资投资平台不考核单个项目盈亏，而是考核整个投资组合的综合收益，让国资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敢于布局高风险、高潜力的硬科技项目。

昨天已经过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时代要求。过去合肥那种“砸锅卖铁式”产业投资的历史条件也在改变，也很难复现。但合肥不甘平庸、奋然起行、不屈不挠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注定将载入中国的产业创新发展史。

长鑫之后是什么？新的长征已经开始。和过去相比，合肥将凝聚更多目光的关注，这是责任，是压力，也是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