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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伟 李彬

当前国内经济复苏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期的矛盾逐步显现。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刚需消费品市场基本平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延续扩张态势，但经济修复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显著：居民长期收入预期趋于保守，民间投资意愿持续低迷，部分传统制造业订单收缩，城乡间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落差仍未有效弥合。

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内经济形势作出审慎判断，确立了“盘活存量政策效能、谋划增量政策工具”的调控思路，释放出精细化逆周期调节的明确信号。这一部署是基于对结构性难题的深度认知，旨在为中长期的平稳发展提供制度性缓冲。存量与增量政策的协同机理研究，既涉及宏观治理中旧政策落地与新工具创设的衔接问题，也关乎如何通过增量手段稳住市场预期、疏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梗阻环节，因而兼具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辩证关系

准确理解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总体方略，首先需要厘清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各自的内涵边界，并避免将二者视为互斥或相互替代的政策选项。

存量政策指业已颁布实施，涵盖财政补贴、货币信贷、产业扶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既有政策体系。其重心不在于新增制度条文，而在于压实各级政府执行责任，破除落地环节的障碍，使既有制度红利充分释放。近年来推行的减税降费、普惠小微贷款、乡村振兴专项、科创奖励等措施均属于存量政策，它们共同搭建起宏观调控的基础性框架，构成经济稳定的首要依托。

增量政策则是针对经济环境变化催生的新问题，由国家适时规划并推出的补充性调控工具。本次会议特别强调增量政策须“务实管用”，意味着新增措施应摒弃总量型强刺激的传统路径，转而坚持精准识别、靶向施治，以回应真实的经济痛点。就形式而言，增量政策可表现为既有政策的力度加码、全新调控工具的创设，或现有制度规则的优化调整，具体选用需视市场条件而定。

存量与增量之间呈现三重辩证关联。第一，存量是增量的基础与前提。新增调控必须在既有政策效能充分释放的基础上推进，若存量红利尚未见底而匆忙叠加增量，则易引发政策丛集、财政空耗与重复补贴等问题；第二，增量承担存量所不及的补充功能。随着时间推移，存量政策边际收益递减，而消费疲软、产业转型等新难题持续演化，增量政策遂成为破解存量工具无法覆盖的新矛盾的必要手段；第三，两者的协同效应最为关键——存量重在挖掘旧有制度潜力，增量意在开拓新调控空间，两者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合力方能推动经济稳健运行。

现实动因：谋划增量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增量政策的提出并非主观臆断的政策加码，而是对当前经济困境的实质性回应。归结起来，以下四项现实因素构成增量政策出台的深层驱动。

其一，内需修复进度较低，消费与投资两端的复苏尚存显著缺口。基础性刚需消费虽维持平稳，但大宗商品（如家电、汽车）消费恢复缓慢；文旅、康养、家政等服务消费潜力充裕，却受制于居民收入偏弱及县域配套设施不足而难以充分释放。投资领域，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有序推进，但民间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企业对中长期收益的预期偏于悲观，扩张意愿寡淡。既有内需刺激政策已发挥应有效用，但要扭转微观主体的保守心理，尚需增量工具予以引导。

其二，市场经营主体承受较大经营压力，中小微企业亟待差异化的纾困方案。小微企业因抗风险能力薄弱，首当其冲承受市场波动冲击。当前诸多实体行业面临订单下滑、原材料价格震荡、人力成本攀升等多重挤压；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高企的痼疾依然存在；专精特新企业则因研发周期长、回报慢，需要持续的专项扶持。传统减税降费与普惠贷款等存量手段虽已落地，但面对行业异质性和动态变化的经营环境，必须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增量安排。

其三，结构性民生短板凸显，就业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矛盾亟待制度性回应。民生状况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信心与社会整体稳定。当前就业市场存在明显的岗位供需错配——应届毕业生、农民工及大龄求职者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匹配困难。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集中于中心城区，而乡镇养老、托育设施缺口较大。出于对未来失业、医疗及养老支出的担忧，居民预防性储蓄率居高不下，非必需消费持续收缩。民生类增量政策若能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有助于缓解民众后顾之忧，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潜能。

其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仍处高位，要求加固内需缓冲屏障。全球各经济体复苏节奏分化显著，地缘冲突风险、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发，海外订单波动加剧，外贸部门长期承压。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广袤的国内市场。通过增量政策强化本土投资与消费，搭建风险缓冲机制，可有效降低外部冲击对国内大循环的扰动，增强宏观经济的自主性与韧性。

增量政策重点发力路径

恪守“务实管用”的准则，增量政策拒绝空泛化设计，瞄准内需激活、主体纾困、民生兜底、产业转型四大板块精准施策。

首先，锚定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与社会有效投资。消费端出台阶段性扶持政策，优化新能源车补贴、家居家电以旧换新机制；扶持夜间经济、乡村文旅、居家养老家政产业；完善县域快递站点、乡镇商贸网点，释放下沉市场潜力。投资层面加快专项债项目落地，推进新型基建、水利交通工程；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门槛，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清洁能源项目，激活民间投资热情。

其次，靶向纾困市场经营主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以及制度性交易负担。货币类增量资源下沉小微企业，延长低息贷款期限，下调融资担保费率，打通普惠金融堵点；财政端根据行业困境动态调整税费减免，增设科创研发补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简化审批、审慎监管等制度增量，缩减不必要的行政检查，压低企业制度成本。

再次，聚焦各类民生痛点，依靠民生保障政策稳定社会预期。就业增量政策设置应届生基层岗位补贴、创业资助，面向务工群众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依靠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扩容。加大基层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推进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点位；低保、临时救助跟随物价动态调整，守住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民生保障完善之后，居民储蓄动机减弱，社会消费随之回暖。

最后，着眼长远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量。增量调控兼顾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产业升级，发放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补贴，促成人工智能和传统制造融合；设立关键技术攻关专项资金，优化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扶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培育绿色消费赛道。依托产业增量政策孵化新兴增长点，顺利推进产业迭代升级。

保障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的实施举措

政策设计的完善仅是起点，增量政策效能的真正释放，有赖于多层次执行保障体系的构建，以确保顶层规划向基层实践的有效传导。

第一，强化存量与增量政策统筹协调，推进跨部门协同治理。各地应系统梳理存量政策清单，优先将已有红利落实到位；新增政策出台前须开展实地调研，避免新旧工具间的冲突或重复补贴。发展改革、财政、金融、人社等部门应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明确权责划分，同时面向市场经营主体和公众做好政策解读，拓宽信息触达渠道，保障各类主体及时获取政策福利。

第二，压实各级执行链条，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最后一公里”。建立增量政策任务台账，细化时间节点与责任主体，将工作下沉至乡镇、街道等基层单元；开通惠企惠民线上申报通道，压缩审批周期；常态化开展基层办事人员业务培训，纠正层层加码、消极应付等执行偏差，确保政策不走样、不打折。

第三，实施动态监测与效果评估，依据市场反馈灵活调整调控力度。搭建涵盖消费指数、企业营收、就业率等核心指标的监测体系，定期开展企业座谈会与群众意见征集，及时发现政策落地中的现实问题。坚持相机抉择原则——市场回暖时适度收敛刺激力度，经济承压时及时补充新配套措施，使调控始终与实体经济运行节奏相匹配。

综合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的务实管用增量政策，是国家立足“十五五”开局阶段经济特征所作出的科学决策。存量政策重在深挖既有制度红利，增量政策着力化解新兴矛盾，两者共同构成当前逆周期调节的完整架构。面对内需复苏迟滞、实体经营困难、民生结构失衡及外部动荡等复杂挑战，增量政策应精准锚定消费投资激活、市场经营主体减负、公共服务补短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四大方向，并依托部门协同、层级落实与动态评估等机制确保实效。后续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平衡存量盘活与增量创设之间的动态关系，稳定市场预期，打通经济循环中的关键堵点，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

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刘卫民

审 核丨王小霞编 辑丨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