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5亿元的债券投资,走过五年追偿路。从债务人破产到担保人清空,从中介机构追责到管辖权拉锯,重庆银行的这笔“旧账”,几乎集齐了一笔不良债权可能遭遇的所有困境。
2026年7月10日,一纸公告披露最高法裁定提审该案,这场旷日持久的追偿战迎来“终局裁决”的可能。
而当我们把镜头拉远,5000余件司法案件、超千万监管罚单,勾勒出这家城商行在扩张逻辑下亟待补上的风控拼图。
对于重庆银行而言,这是一场典型的“追偿马拉松”,路径清晰而又步步维艰。
第一站,追债务人。
2016年,重庆银行认购重庆爱普地产(原隆鑫地产)发行的“16隆鑫01”公司债,金额5亿元。2021年债券到期,爱普地产违约。2022年银行起诉、胜诉,但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企业名下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天眼查数据显示,爱普地产自身风险高达505条,被标记为失信被执行人,深陷破产重整漩涡。债务人这条路,走不通了。
第二站,追中介。
2023年底,重庆银行掉转枪口,将中金公司、天职国际、东方金诚等中介机构告上法庭,指控其未如实披露发行人负债及担保情况,构成虚假陈述,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是近年来债券违约纠纷中,“看门人”被追责逻辑的延续——当发行人无力偿债,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责任便被前置。然而成渝金融法院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起诉,重庆银行上诉至高院后,再审申请被最高法裁定提审。
第三站,也就是现在。
最高法的提审,意味着这起案件已超越普通的地方金融纠纷,可能成为界定中介机构责任边界的标志性案件。
但值得警惕的是,银行已将该笔债权纳入不良并足额计提拨备,其利润表冲击已被提前消化。
真正悬而未决的,是“追中介”这条路能否在法律层面走通。